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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丽水市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的通知

丽政发〔2009〕5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丽水市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已经市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丽水市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及职业病危害，提高企业安全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应当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承担主体责任，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义务，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危害，并对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坚持安全发展理念，遵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加强安全生产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各环节生产安全。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施监督管理；乡镇（街道）依法或根据授权对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施属地指导和监督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劳动纪律，执行安全生产标准、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自觉接受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依法监管。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履行下列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物质保障责任。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确保资金投入满足安全生产要求；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含农村务工人员）按时足额缴纳保险费；依法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三同时”规定；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其正确使用；保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资金投入。矿山、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等高危行业单位（以下简称高危行业单位），还应按规定缴存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二）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对存在重大危险源的还应实行动态监控。

（三）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责任。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和应急管理机构，配备符合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建章立制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编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五）教育培训责任。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特种作业人员依法取得操作资格证上岗；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六）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责任。按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和相关信息，及时开展事故抢险救援，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责任。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层级清楚、职责明确、权责对等、奖惩分明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级、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内容和考核要求，形成包括全体从业人员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具体包括：

（一）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二）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三）其他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四）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

（五）各部门(科室、车间、分支机构等)和部门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六）班组和班组长的安全生产责任；

（七）具体岗位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负责；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对安全生产负直接责任；其他负责人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从事生产经营各项工作的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负岗位责任。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定期主持召开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分析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组织经常性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除认真履行《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任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要求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二）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缴存高危行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的有效投入；

（三）统一管理发包、出租事项的安全生产管理，建立交叉作业、混合作业情况下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

（四）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建立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

（五）实行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管理，定期分析研究本单位安全生产情况，及时采取加强安全生产措施。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除认真履行《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一）协助本单位决策机构和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督管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生产工作；

　 （二）协助本单位决策机构和负责人组织制定并具体考核年度安全生产管理目标；

（三）负责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计划，督促落实本单位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四）监督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

　 （五）督促按时发放劳动防护用品，监督和指导从业人员正确佩带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六）按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车间和班组安全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班组人员和新员工进行日常安全生产教育；

（二）督促班组人员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制度，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三）开展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四）发现工作现场的不安全情况，及时制止并报告；

（五）落实事故防范措施。



第三章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一）高危行业从业人员超过50人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非高危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00人的生产经营单位。

第十五条 前条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并按以下规定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一）从业人员超过500人的高危行业，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不得少于5名；从业人员超过50人少于500人的高危行业，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不得少于2名；从业人员少于50人的高危行业，配备不少于1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2名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二）从业人员超过500人的非高危行业，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不得少于3名；从业人员超过300人少于500人的非高危行业，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不得少于2名；从业人员超过50人不到300人的行业，配备不少于1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2名兼职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少于50人的非高危行业，应当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生产车间或班组设立专职或兼职安全员。

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两年以上相关行业从业经历，熟悉本职责范围内生产工艺、设备等基本情况，具备安全生产管理基础知识和管理能力；

（二）接受相关行业安全管理知识培训，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培训或考核合格，高危行业单位还应取得安全任职资格证书。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支持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并保证其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



第四章　安全生产投入和物质保障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确保本单位达到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安全生产投入应当纳入本单位的经费预算。高危行业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费用应当专户储存、专款专用，每年的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情况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缴存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病危害的事项，以及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参保事项。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并根据安全生产的需要，积极参加雇主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等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建立安全生产与商业责任保险相结合的事故预防机制，并为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运输、矿山开采等高危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使用。

　　（一）建设项目设计单位在编制项目设计文件时，应同时编制安全设施的设计文件；

　　（二）生产经营单位在编制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和财务计划时，应将安全设施所需投资一并纳入计划，同时编报；

　　（三）需要报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在报批时应当同时报送安全设施设计文件；

　　（四）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安全设施的施工图纸和设计要求施工；

　　（五）在生产设备调试阶段，应同时对安全设施进行调试，并对其效果作出评价；

（六）建设项目验收时，应同时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

第二十三条　矿山建设项目、生产、经营或储存危险物品建设项目、生产或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报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报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技术进步，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及时淘汰陈旧落后及安全保障能力下降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与技术，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不断改善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提高安全生产科技保障水平。

（一）高速公路、从事一、二、三类班线、包车、旅游的客运车辆、危险品运输车辆，应建立卫星定位监控系统，对运行安全实施监控；

（二）地下矿山应当建立完善的机械通风系统，露天开采应当采用中深孔爆破（开采型材除外）；

（三）推行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安全控制系统；

　　（四）建立和采用先进的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系统和安全防护技术；

（五）危险性较大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安全控制技术和手段，加强过程监管。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区、生活区、储存区之间应当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和仓库周边的安全防护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符合紧急疏散要求的安全出口。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为从业人员无偿提供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督促、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不得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



第五章　安全生产管理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涵盖生产经营全过程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除建立健全《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制度外，还应当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建立以下制度，并适时修订：

　　（一）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

　　（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三）安全标准化管理制度；

　　（四）应急预案管理制度；

　　（五）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六）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七）其他应当建立的制度。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需取得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申请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否则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行政许可后不得降低法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行业安全标准化建设的要求，在生产经营的各环节、各岗位开展安全标准化达标工作。安全标准化达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安全生产许可证延续、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存储、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工伤保险费交纳等方面可享受优惠政策，并在安全生产评优、奖励、政策扶持等方面优先考虑。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经常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消除不安全因素。发现事故隐患立即整改，一时难以整改的，应当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和整改计划，落实整改责任，限期整改。

安全检查的内容、结果、整改情况应当记入台帐，并由检查人员、复查人员签字。安全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和落实情况；

（二）生产场所及设备、设施、器材是否处于正常的安全运行状态；

　　（三）有毒、有害等危险作业场所是否处于安全作业状态；

（四）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五）从业人员在工作中是否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六）发放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用具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从业人员是否正确佩带、使用；

（七）现场生产管理、指挥人员有无违章指挥、强令从业人员冒险作业行为，对从业人员的违章违纪行为是否及时发现和制止；

（八）危险源的检测监控情况；

　　（九）各类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情况；

（十）其他应当检查的安全生产事项。

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对设备、设施、器材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检验，保证安全设备、设施、器材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检验应当作出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安全设备、设施、器材的名称，维护、保养、检测的时间、人员，存在的问题等，并由相关人员签字。

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管理，采用先进技术实施不间断动态监控，制定重大危险源应急预案并适时组织演练，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定期检查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况，并至少每半年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的实施情况。

第三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并负责对承包、承租单位的有关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不得发包、出租。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负责对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承包、承租单位必须主动接受和配合发包、出租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监督和管理。

发包、出租单位与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承包合同、租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安全生产内容：

（一）双方安全生产职责、各自管理的区域范围；

（二）作业场所安全生产管理内容；

（三）在安全生产方面各自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四）对安全生产管理奖惩、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与经济赔偿等事故善后处理、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等安全生产事项涉及有关资金安排的约定；

（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配合调查处理等规定；

（六）其他应当规定的内容。

第三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改制、破产、收购、兼并、整合、重组等产权变动期间，产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应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产权变动合同中约定有关安全生产管理事项。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高空作业、爆破、吊装、进入受限空间等危险作业，应当制定专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并安排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监督危险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程操作，发现事故隐患及时采取措施消除。

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激励和约束机制，逐级、逐岗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组织实施考核奖惩，监督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第三十七条　工会组织应当依法对安全生产实施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为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创造必要的条件，认真研究解决工会提出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意见和建议。



第六章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按照规定建立新员工上岗前安全教育、脱岗转岗员工上岗前安全教育、从业人员再教育等教育培训制度。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每年初制定本年度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计划，并按照计划组织实施。教育培训计划及实施情况应当报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应当按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不同岗位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应的培训内容，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安全生产管理和技术知识；

（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四）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及岗位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的识别与防范；

（五）安全设施、设备、工具、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和保管知识；

（六）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和应急措施、自救互救知识；

（七）生产安全事故案例及其启示；

（八）其他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

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经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部门培训合格。

矿山、建筑施工、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使用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经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四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新上岗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4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8学时；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培训时间不得少于72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0学时；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培训，并经法定的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包括调换工作岗位、离岗6个月以上重新回到原工作岗位或者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时的有关从业人员。

第四十三条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内容和结果应当记入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档案，培训情况应当记入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记录卡，并由从业人员和考核人员签名。



第七章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及应急救援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结合实际，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使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熟悉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确保应急预案的有效性。

第四十五条　矿山、建筑施工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救援组织，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并定期进行演练；规模较小而无应急救援组织的单位，应当配备应急救援人员。

　　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在事故发生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十七条　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以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和现场情况；

（二）初步掌握的人员伤亡（包括下落不明人员）、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

（三）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采取的措施情况；

（四）事故报告单位、报告人、报告时间及联系方式。

事故伤亡人数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四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四十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确保受事故伤害的职工得到及时救治，妥善处理善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事故伤亡人员支付赔偿金。



第八章　安全生产行政监管指导



第五十条 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强化经济政策对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导向作用，通过经济政策提高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的成本，引导生产经营单位自觉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第五十一条　各级政府及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据各自的职责，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监管和有效指导，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第五十二条　负有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职责的部门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实施行政许可事项，不得许可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事项；发现未依法取得许可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应当立即予以取缔；发现已经依法取得许可的单位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撤销原许可。

第五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改制、破产、收购、兼并、整合、重组等产权变动、主要负责人变更期间，控制变更、变动实际进程的有关部门、机构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督促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第五十四条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应当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纳入宣传工作的总体布局，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举措，总结宣传安全生产先进典型经验，曝光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典型事例，为加强安全生产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鼓励群众以及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举报不依法履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行为，对举报有功人员应当给予奖励。

第五十五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专项监督检查、综合监督检查、联合执法检查以及举报案件查处等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理。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七条　本规定中所称主要负责人，是指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或其他实际履行经理职责的负责人）；非公司制企业的厂长、经理、矿长等；不具有法人资格单位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不一致的，包括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不直接支配但是能够间接控制或者实际控制生产经营单位行为的人。国家对特殊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指生产经营单位作为安全生产工作主体所应承担的安全生产责任。

　　第五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







典权制度的价值复兴及其发展

杨昕宇


内容摘要：
典权是我国民法上一项特有的制度，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围绕这一制度的性质、价值有过诸多争论。本文对典权的历史发展及其性质的历史变迁提出了笔者自己的观点，论证了随着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发展，典权制度在不动产的用益与流转方面的独特价值战胜了其他属性，使得用益物权的属性成为其性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方面。并围绕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如何看待典权制度的性质，自身的独特价值，及其与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制度相比较的优势，从而挖掘典权制度这种古老的产权制度在新时期的意义与价值这一命题来进行，并不揣冒昧地提出将典权制度推广到土地使用权流转领域的制度发展建议。

关键术语：典权、用益物权、担保用益、不动产质

典权制度是我国民法物权法上的一项非常独特而有价值的制度，它在不动产所有权与用益权的协调上，与其他国家民事立法上类似制度相比较有着更为灵活的作用，更加有利于达到法律关系双方利益与需要上的双赢结果。在市场经济时代“典”这种古老的物权制度必将重新活跃于不动产流转领域，并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从而获得其完全超越以往的第二次生命。
一、典制的历史研究及其性质的历史变迁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均发现不动产作为价值相对稳定、巨大，且可以直接予以利用以获得收益的财产，非常适于作为抵押或担保来保证债权的实现，但是其所担保的金额必然将非常巨大,涉及到债权关系双方的重大切身利益。然而债权对债权人的保护与如此大的金额所带来的风险相比显然偏于弱小，因此各国在民法中均设定了涉及不动产担保的债权关系的物权制度来强化对双方，特别是权利方利益的保护，比如德国的担保用益制度，法国、日本的不动产质等制度，当然本文所论述的典权制度是这些制度中有着突出的特点和自身优越性的一种。
一种制度的产生是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密切相联的，而笔者认为制度的发展的规律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描述：在社会需要的刺激与推动之下，制度的外在价值不断内化为其自身性质，再产生新的外在价值——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因此设立某项制度的初衷并不一定与该制度显示的性质及表现出来的外在价值相一致，但一种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每一次这样的循环都将对其后来的性质发展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将对后世对制度的理解产生重大的影响。之所以在这里阐述笔者关于制度发展规律的这种尚不成熟的观点，是因为为了理解目前学界关于典权制度的性质的各项争议，进而正确理解典权的性质与现实意义，必须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对我国典权制度的发展予以赘述：
在研究典权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全然是产生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与我国古代绝大多数民事制度一样和我国的传统伦理联系在一起。学界一般认为：“典权之所以兴起，乃因我国传统认为变卖祖产尤其是不动产，乃是败家之举，足使祖宗蒙羞，为众人所不齿，故绝不轻易从事，然又不能不有解决之计，于是有折衷办法出现，即将财产出典于人，以获得相当于卖价之金额，在日后又可以原价赎回。如此，不仅获得资金以应急需，又不落得变卖祖产之讥。”①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并没有完全解释典权制度的完整发展过程，这里所讲典权已经是与其现代意义相近的制度,而不是本原意义上的典权了，实际上这只是典权制度发展到比较成型，实现了其雏形蜕变的第一次飞跃过程。
笔者认为我国古代律学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实用主义思想，因而只要实践当中行得通，立法上并不深究制度的性质与具体术语或相关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在典权制度中尤其表现明显,我国法律制度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典质、典当、典卖并行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后来关于其性质认识的混乱，一直到民国民法典修订的时候，“典”才作为完全独立的物权制度在民法典中出现。
就笔者认为典权制度的发展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典”这一术语，在其产生之初是作为尚未从债法中独立出来的担保制度出现的，从字源上来看，“典”最初与“质”最为相近，均有为担保之意，但其更偏向财保。“质”是我国最初的担保形式，先秦时代主要是人质，秦律中明确禁止人质后，虽然汉、晋时代仍有人质情况发生（如《晋书·桓冲传》“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但随着汉语双音化的发展趋势，典、质两个同源字的合并既保留了其原有的担保债权之意，同时也以“典”的财产性质改造了以人作担保的原始状态，实现了担保制度的第一次救赎。《旧唐书·册140》中称：“节度使姚南仲先寓居郑州，典质良田数顷” 此为典质并用之始①。应当说，这一过程完成于唐，对后世影响深远经唐、五代至宋，直到金大定13年间，“闻民间质典利息，重者至五六分，或以利息为本，小民苦之”。显而易见，此时“典”仍然以为债权担保为前提，以债的本金及利息的清偿为返还原物的代价，因而从形式上看权利人给付的仍然是借贷资金，无法与典质的标的价值产生联系。
与这一过程几乎同时的另一制度“当”的出现和发展，对典权制度的形成同样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与“典”不同，“当”的意义变化不大：“当”用于不动产时，指不转移占有的担保，与现行抵押权相近；用于动产时，则指转移占有的担保，与现行质权相当。②“典”与“当”在担保上的相近作用，有时人们将这两种制度以双音字术语的方式连结在一起，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云“朝回日日典春衣”，这里的“典”显然应作“当”解。当这一制度从唐代开始逐渐发展繁荣起来，它对于典权制度的最大贡献在于：由于“当物”的经常性不回赎，而逐渐在“当价”与“当物”的实际价值之间建立了关联。这一形式上的关联由于典当的连用也逐渐由“典”所吸收，这对于现代意义的典权制度的雏形，即典卖制度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同时，“当”还为后来的典卖制度提供了许多操作性的规定。
宋代至明代在典权制度的形成中是最为关键的时期，这是由于在这一时期现代意义的典权制度的直接渊源——“典卖”制度逐渐产生、完善并推广起来。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国古代法典礼法合一化的过程在唐代已经完成，儒家思想对法律制度的广泛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完全地建立起来，并通过法典予以推行。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土地兼并的加剧及社会阶级的进一步分化，这与变卖祖产的伦理压力及闲置土地买卖的法律要求产生了冲突。而此时已经吸收了“当”的形式价值关联的“典”再一次应时而出，由于“典”与“卖”形式上都表现为支付对价、转移占有、用益不动产，而“典”本身有保留着形式上的担保意义，因而将“典”与“卖”联系在一起，将“卖”改造成为一种附条件的出卖，同时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在约定的期限届满时回赎。这一“雏形”制度对与现代意义的典权制度产生的重大意义在于：此时，出典人所得到相当于或略少于土地实际价值的对价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借贷”的形象，出典人不必再支付利息，从而强化了“典”的用益意义，使其逐步背离其本意，产生了新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质变，为近代意义的典权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应当看到，此时的“典”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卖”的制约，民间所谓“一典千年活”的原则正是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一原则的存在表明：此时的“典”实际上不过是“卖”的遮羞布，随时可以回赎代表可以一直不回赎，再加上在这个时代出典人往往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真正能够回赎的是少数，此时的权利人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以较低价格取得土地所有权的考虑而适用典卖制度，这极不利于保护出典人的利益，也使得所有权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清代中期至民国民法典的制定最终确立了我国的典权制度,表现在：其一，为典权设定了期限，乾隆年间所订户部则例规定；“民间活契，典当田房，其契载10年以内者，概不纳税。”此项规定，是以不纳税为手段，鼓励缩短典期。该则例又规定：“民人典当田房，其契载年份，统以10年为率，倘于契内多载年份，一经发觉追缴税银，照例治罪”③这是对典期最高年加以硬性规定。这一规定将典与卖彻底地决裂开来，彰显了典权制度中所固有的促进不动产流转、利用的积极价值；其二，在1930年民国民法典中正式规定了独立的典权制度，其重大意义还在于精辟地分析了其性质、内涵，并确立了一整套制度构造，并基于这些认识在民国民法物权编立法原则中，否定了引自日本的不动产质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给予典权制度优越性的充分评价。从此以后我国的典权制度基本定型，目前《中国民法物权编草案建议稿》仍基本沿用之。
综上，我们可以对我国典权制度的发展规律作以清晰、简单地归纳：“典”脱胎于借贷担保这一债的附庸制度，在其发展中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在与“当”、“卖”等制度的相互融合、影响之下逐渐排斥了其法律关系当中“债”的决定作用，从而扬弃其本原意义上的担保意义，转向注重其在不动产的用益与流转领域的独特价值；“典”从依附于其他制度，到吸取其他制度的优势成分，逐渐发展成为集“质”、“当”、“卖”等数种制度之所长的关于不动产的灵活、简便的独立物权制度；在典权人作用主动化的同时，弱化了其对出典人的压制与盘剥，逐渐转向互利、公平的方向。

二、典权的性质研究
笔者之所以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将典制的发展进程不厌其烦地予以论述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表现笔者历史研究的成果,真正的目的在于厘清典权的性质,从而解释典制在当代的价值、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应该说笔者之前的历史研究主要着眼于典制本质、内涵的变化，及典制与其他制度的独立的层面，并未拘泥于具体制度的限制。纵观学界对典权性质分析的各种学说：用益物权说、担保物权说，以及相当于折衷说的担保与用益两者兼而有之的特种物权说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与典价性质、及典物的地位的认识冲突。担保物权说认为：典价是债权人借贷给出典人的金钱，典物是移转占有的担保财产，相当于质权标的，只能收取其孳息；用益物权说的典型观点为“所谓典权，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典价为典权人为对他人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而付出的对价”①，权利人；折衷说则各取一半，认为典价是债权人借贷给出典人的金钱，典物是移转占有的担保财产，但是权利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对该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对于这几种观点，首先经过前面对“典”的含义的历史变迁的分析，笔者可以肯定典权的用益物权性质，这里就不再赘述。但由于其所脱胎的担保制度的影响，使得其它两说似乎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它们如何认识，并反驳其强烈的质疑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这里对于用益物权论学者们关于典权性质业已提出的众多法律制度论证本文不再赘述，在这里仅就争议的焦点的法理实质提出笔者的个人观点：
根据共知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房屋与地产离开了房租与地租就会变得毫无价值，特别是在古代，而房租、地租是只有在经营、使用的过程中才会产生的收益，因此如果说仅以房地产作为借贷的担保，而否认其用益的权利，那么对于权利人来说既无利息可收，又无孳息可取，那么不是白白的支出了一大笔钱？这样就完全否定了典权人的利益，否认了其作为该民事关系主体的主动性。其实对于典权人来讲，其从事这一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经营移转而来的房地产，而获得房租或地租的收入，这一目的通过取得不动产的收益权（即房租、地租收取权），就能够实现，为保障这一权利的真正实现，就必须对该不动产进行事实上的占有与使用。当然，这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是支付典价。所以将典价的性质描述为“典权人为对他人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而付出的对价”是正确的。
担保物权说论者提出：“如果将支付的典价作为了占有使用收益他人不动产的对价，那么，在典期届满时只应由承典人向出典人返还典物而不能由出典人再向承典人返还典价。”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前面述及的典制的发展过程来看：其一、典制产生初期对于典期并无限制，因此成立典约则当然地要求典权人所支付的对价足以买断面向未来的典产的用益权；其二，即使在对典期有明确的限制之后，从典权人的心态来讲，其当然希望能够尽量长时间的保留用益权，而且出典人究竟能否在典期届满之时回赎以及用多长时间回赎仍难以确定，因此也要求典权人所支付的对价足以买断面向将来的典产的用益权。因此，实际上“回 赎”是基于其所有权，以典约成立之时双方约定的面向未来的典产用益权对价，将暂时让与典权人的用益权重新买回（因典约订立时已经约定，故此时“买回”行为是单方行为）。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典价几乎总是低于典产的实际价值，也可以解释为何典权关系存续期间，典物灭失风险要有典权人来承担，以及在出典人得通过“找贴”来完全移转所有权，而典价高于典物实际价值时典权人不得要求返还差额。
由此可见，典权的性质应当是用益物权，作为用益权之一，与其他用益物权形式一样，典权亦是最大程度实现物之价值或取得物之最大利益的重要手段，所以它应是一个健全的物权制度中的必然组成部分；其二，我国正在发展市场经济，而典权作为一种用益方式，是融通社会成员之间既有的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即实现所谓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出典人得获得其所急需的流动资产或交易资本，而典权人则获得出典物上的用益。总之，它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催化剂”或“推动剂”之一，保留并完善典权制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典权制度的内在价值探讨
有些持典权否定说的学者主张：（1）典权之所以产生，在于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变卖祖产属于败家，受人耻笑，而现今市场经济发达，人民观念改变,于急需资金时出卖不动产或设定抵押,为正常的经济行为，因此典权无保留的必要。（2）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沟通，导致民法物权制度的趋同，典权为中国特有的制度，现代各国无犹豫之相同者，为适应物权法国际化的趋势，宜予废止。
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应但看到在典权产生的过程中，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确实不可低估，但典权作为一种灵活简便的不动产流转用益制度，其自身具有的价值才是其逐渐发展成熟并最终得以成为普遍流行的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基础与前提。随着人们观念的发展、变化，传统守业思想的影响已经逐渐削弱；而市场经济的人、才、物的必然流动使得典权作为独立的用益物权制度其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得到更大程度的彰显。《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起草过程中，学者们鉴于典权制度的独特作用，及其实践价值，在《建议稿》中设专节对于典权进行了规定，第399条规定“典权是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①从而肯定了典权的用益物权属性。根据《建议稿》中第343-352条对典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作的规定，典权人的主要权利、义务为：（1）典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权。（2）转让权。（3）抵押设定权。（4）转典权。（5）出租权。（6）优先购买权。（7）重建修缮权。（8）保管典物的义务。出典人的主要权利与义务为：（1）典物的处分权。（2）抵押设定权。②以这一建议稿所确立的典权制度为蓝本，我们可以将典权制度的内在价值作如下归纳：
1、典权的特殊双向用益性价值使其成为最大限度的挖掘物的价值潜力的重要手段。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对物进行更高效率的利用，将其用活、用透，成为挖掘其价值潜力的唯一途径。在典权法律关系中，出典人与典权人就设定典权关系达成一致时,直接产生一种双向的用益物权关系。基于这种关系，当事人双方均可实现其一定的用益目的：典权人获得出典物上的使用和收益，而出典人则获得可以立即投入利用的金钱或融资贷款。实际上，在此法律关系中，前者获得的是对典物的直接用益，后者获得的则是对典物的间接用益。基于这一目的，典权人支付典价后，可以依其意思以任何方式对该不动产进行经营、收益，同时还可以转让典权，在典价上设定抵押担保；出典人则可以将取得的典价用于其他事业投资，还可以在典产上设定抵押担保，并可以自由处分典产的所有权。这样，典产及典价得到了无法再进一步充分的利用，而在这过程中，原本仅有的一项不动产的价值却好像一夜之间翻了几番。从整体上看，它无疑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和财产利用效率或经济效率。
2、典权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民事制度，充分地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上整体观的观念，具有和谐性价值，其特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协调主体自治和交易安全、风险共担的关系，使得双方能够各取所需并有所保障，表现了高度的法律智慧。因为它可以随时由典物所有权人根据自身需要予以设定，但又不影响其对出典物的最终处分权；与此同时典受人亦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是否并且以何种条件接受出典，从而设定典权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双方都可立即有效地取得自己要求的用益及为此利用而产生的担保。典物移转占有之后，典权人得分担其意外毁灭的风险
3、典权内在的灵活性价值使其成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灵活性是典权制度赖以繁盛的基本属性，主要是指其适用起来的便利性与程序简化性。典权是一种可以直接实现的法益,而不是象担保物权那样只能通过扣押实现。适用这一制度省去了在担保物权制度中担保的设立、质物的变价优先受偿等繁琐的规则。出典人无力回赎时，只需放弃回赎权、或通过找贴就可以实现所有权的转移。不仅减少了中间环节的费用支出，而且程序简便易行，便于群众理解掌握。
4、典权具有内在的督促性价值，这也是源于其用益物权的性质。典权人之所以愿意为在典期内获得不动产的用益权支出一笔较大额度的资金，如前所述正是在于其认为用益该物所取得的收益应该大大高于这笔资金同一时期内的利息收入，即看好用益物的使用价值。然而，典权人为将这美好愿望转化为现实的利益则必须通过个人的艰苦努力；同时由于典权的有期性典权人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利用典物的使用价值尽可能多的获得利益回报。因此这两方面的外在压力，必然督促典权人正当积极地行使自己的用益权，从而加速社会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值。
以上是典权制度的几种基本价值及其所派生的功能，当然其价值远不止这些，下面笔者将在与国外类似制度的比较中进一步阐述：
作为独立的用益物权制度“我国传统民法中的典权……与德国的担保用益(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ｎｉｅβｂｒａｕｃｈ)或利用质押,与法国和意大利的不动产质(ａｎｔｉｃｒｅｓｉ)等,实际都是形式不同但功能基本一致的法律制度。”①典权制度除了具有一般用益物权形式所具有的价值之外，相对于这些功能相近的法律制度，还具有其特有的价值与功能，制度的优长只能在比较中直观的体现出来。
在德国，担保用益是用益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指特定权利人(包括物权人和债权人，但通常是抵押权人)为了保证自己能确实而且及时地从抵押关系中获得利益，而与所有人(通常为抵押人)协议在某一物上(通常为抵押物上)设定用益，从而使其同时又成为用益权人。其与典权制度非常相象，因此有学者甚至将二者误认为是同一制度②，但笔者认为而这还是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相对于典权制度来讲，其不足之处在于：其一，德国民法上用益权是不能转让与继承的，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其加速不动产流转利用价值的发挥，而我国典权则仍然可以转让，具有加速流转的价值；其二，这种制度具有用益与担保二元的性质，因此，债务人无力偿还时，债权人只是依占有而享有优先变价受偿的权利，而不能实现其保有不动产用益权的目的。在典权中，出典人无力回赎、不愿回赎时，典权人得通过“找贴”获得所有权，从而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已经长期占有、用益不动产的人拥有优先收购权显然有利于所有权属的稳定，保障正常的交易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典权还有稳定的价值。
关于法国的不动产质通说认为是债权制度，与典权制度相差悬殊这里不再赘述，日本民法上的不动产质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其外在表现与功能于我国典权制度十分接近，在我国民国时期的民法典制定中，还产生了是引入不动产质制度还是保留原有典制的争论，因而有必要加以比较。事实上早在民国民法典起草之时，前辈们已经给出了比较圆满的答复：
民国民法物权编立法原则第十点对典与不动产质的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我国习惯无不动产质权而有典，二者性质不同，盖不动产质为担保债权，出质人对于原债务仍负责任，苟质物价值低减不足清偿，出质人仍负清偿之责；而典则否。质权既为担保债权，则于出质人不为清偿时，只能将质物拍卖；就其卖得金额而为清偿之计算，无取得其物所有权主权利，典则用找帖办法，便可以取得所有权。” ①
“二者比较，典之习惯，远胜于不动产质。因：（1）出典人多为经济上之弱者，使其于典物价格低减时抛弃其回赎权，即免负担；于典物价格高涨时，有找贴之权利，诚我国道德上济弱观念之优点。（2）白卖手续既繁，而典权人均多年占有典物，予以找贴，即取得所有权，亦系最便利之方法，故于民法中应规定典权。至典权系以移转占有为要件，故又与抵押不同②”。
民法物权编典权章立法理由则称：“谨按我国之有典权，由来已久此种习惯，各地均有。盖因典仅用找贴之方法，即可取得所有权，非若不动产质于出质人不为清偿时，须将其物拍卖，而就其卖得价金内扣还，手续至为繁复。且出典物价格低减时，尚可抛弃其回赎权，于典物价格高涨时．可主张找贴之权利，有自由伸缩之余地，实足以保护经济上之弱者。故本法特设本章之规定。”民法物权编起草说明书亦说明“各国法律分质权为动产质、不动产质及权利质三种。详审我国质权习惯，只有动产质及权利质无不动产质。通常所谓不动产质，与法律上之典，用语混淆。典为我国固有之习惯，此编对于典权特设专章，故于质权章中，不另设不动产质之规定。③”民国民法物权编之所以将典权专列为一章，其立法理由就在于此。
这里所指出的区别主要有二：其一，期限届满而无法偿还回赎之时，二者解决方式不同；其二，此时的清偿责任是否受限制不同，从而得出了典权制度具有“济弱”、“便利”的价值。笔者认为，就那个时代而言，学者们的阐释是高屋建瓴的，但时至今日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发掘其价值意义时，这样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而且时代的变迁也使得某价值，如“济弱”，有所削弱。
首先，我们应当补充这样一点：典权是一种可以直接实现的法益,而不是象担保物权那样只能通过扣押实现,这是典权和担保物权之间的基本区别。典权关系成立之时,即典权人获得利益开始之时。典权人在典权关系存续期间即已获得了他设定典权关系所要取得的利益。就此而言,典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被担保的用益,更具有安全性价值。这也是典权关系能够始终存活的原因之一。
其次，笔者在这里想谈谈“济弱性”的问题。土地兼并使得农民流离失所，而典权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成为了这一吃人现象的帮凶，从此典权便背上了“原罪”，至于建国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不承认典制的存在与作用，只因为它是所谓剥削制度的一部分。其实，正如笔者在对典权进行历史分析的结论中所提到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典制的作用更多地发挥于促进闲置物的流动，实现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的领域。此时的出典人并不急于转让不动产的用益权求现，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典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决定典权人的注意力更多地投放到不动产的使用价值，由于不动产价值的暴涨，房地产业的风险不断上升，其投资也必将更为理性。双方的审慎、理性的态度必将使典约行为更加公平化、正当化，从而削弱、改变了其“济弱”的特性。这一特性的消亡也使得“典”这一古老的制度彻底的完成了现代化的过程，真正成为了能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制度化保障。正因如此，笔者才希望借自己的笔，加速“典制”的复兴的进程。

四、“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践价值
在这里我不揣冒昧的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物权法草案中为何仍将典权的应用限于建筑物，而不包括土地？①难道仅仅是由于我国土地均为国有或集体所有性质么？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亟待突破，典制在市场经济新时期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于重新发挥其在土地流转方面的重要价值。
首先，在当代中国，所有制性质无论在哪一领域，都不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而我国民法上为解决土地的流转煞费苦心的炮制了土地使用权的概念，仔细研究之后不难发现，此使用权非彼使用权，其内涵决不仅是一种权能，而是十分近似于所有权。根据《建议稿》第233条规定：“土地使用权是以开发利用、生产经营、社会公益事业为目的，在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营造建筑物或者其他附着物并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此规定源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从表面看这似乎将土地使用权定义为地上权，但是“土地使用权的内容要广于地上权的内容。例如，土地使用权人可以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他人使用，这在地上权中是不允许的。”“土地使用权更侧重于对土地使用经营权利的保护，更侧重于土地使用价值的实现”②而同时土地使用权人就该使用权可以为转让、出租、设定担保、占有、使用、收益，甚至可以投资、入股。从这些权能的列举来看，笔者认为除使用权有期之外与一般所有权并无多少区别，而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也就是说这里的有期也不是绝对的。而且，在所有权的基本权能中，核心是处分权，从实际情况来看，土地使用权人即使不是完全享有处分权，也差之不多。因而，就土地使用权的属性来看，是完全可以设定典权的，存在于土地流转领域恢复典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