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新世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王某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唐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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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期下民事案件特点及启示
　　　　　　　　　　　　　　　　——以分宜法院民事案件统计数据为视角

　　一、基本情况

　　（一）受案数逆势下行，连年下降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面临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疲于应付的窘境。总体上，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亦面临同一形势。但分宜县人民法院的2个派出法庭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2009年到2012年四年，该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3331件，平均每年递增13.04%，而同期人民法庭受理民商事案件1372件，除2010年比2009年有小幅增长外，2011年与2012年均比前一年有所下降，其中2011年比2010年少18件，减少比例4.99%，2012年比2011年少27件，减少比例7.87%，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二）离婚、民间借贷、买卖、电信服务、劳务合同、交通事故类案件增多

　　（1）婚姻家庭案件占法庭案件的比例接近50%，其中离婚案件占婚姻家庭案件的九成以上。以2009年-2012年为例，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四年的婚姻家庭案件分别为166件、159件、156件、160件，占当年案件的比例分别为47.16%、44.04%、45.48%、50.63%。而2009年的离婚案件有157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4.58%，占全年案件数的44.6%；2010年的离婚案件有147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2.45%，占全年案件数的40.72%；2011离婚年有144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2.31%，占全年案件数的41.98%；2012年的离婚案件有152件，占当年婚姻家庭类案件的95%，占全年案件数的48.10%。有意思的是，离婚案件在两个法庭中的热度又有不同。中心法庭的离婚案件占全年案件数的平均比例为35.77%，而杨桥法庭的离婚案件占全年案件数的平均比例为51.08%，其中2012年高达58.44%，比例相当惊人。

　　（2）借贷、买卖、电信服务、劳务合同、合伙协议案件为合同类案件的主体。2009年至2012年四年中，两个法庭受理的各种合同案件分别116件、119件、95件与84件，而其中的民间借贷、买卖、电信服务、劳务、合伙协议类案件却达高90件、91件、68件与73件，占合同案件的比例达77.59%、76.47%、71.58%与86.9%。

　　（3）权属类案件占年度案件数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其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与交通事故案件却呈多发态势，且处理难度较大。2009年至2012年四年中，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案件与交通事故类案件占权属类案件的比例高达89.21%、93.02%、83.87%与79.45%。有必要说明的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纠纷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是煤矿工伤确认性质案件，该类案件不需占用多少审判资源，一般是当天结案，当场给付，因而没有多少分析意义意义。除此这外的其他人身侵权案件（包括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往往争议与处理难度大，处理周期也相对较长。特别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赔偿责任案件，与承揽法律关系相似度高，定性难度大，受害方的诉求与期待往往很高，判决后易无理纠缠、闹访。

　　另外，作为专门处理农村、农民案件的法庭，尽管每年的涉农案件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补偿款分配等案件不是很多，但涉因牵涉村民自治与多方利益，处理难度也很大，往往要多方协调，判决后的执行也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二、成因

　　（一）几年来，法庭受案数下行与各地法院案件激增呈相反趋势并非偶然现象，与分宜法院重司法创新及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有关。案多人少是各地法院普遍面临的问题，被动等待肯定无所作为。解决矛盾的关键便是司法创新。 近年来，分宜县法院按照司法创新要求，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路径，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亦为足以推广的发展之路。1.认识司法解决矛盾的有限性，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全县各乡镇设立法庭调解室，在各村设立司法协理网络，把“法律”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就地解决纷争，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与萌芽状态。2.法庭法官扎根基层，定期到巡回点审理案件、宣传法律、接受群众咨询，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既普及了人民群众法律知识，也增进了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同时减轻了自身的压力。3.加强与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的横向联系，巧用“三调联动”机制。由于法庭地处乡镇，与当地政府联系紧密，在“两所一办”（司法所、派出所与综治办）履行化解矛盾纠纷职能过程中遇到法律难题时，法庭法官及时给予法律支持，为当地解决矛盾出力，获得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认可。同时，法庭亦对于一些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在立案之前进行分流，指导当事人到法庭调解室调解或委托司法所、综治办、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有效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减少了法庭的办案压力。

　　（二）离婚案件居高不下并呈上升趋势，反映了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受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环境影响与公民权利觉醒冲击而日渐式微，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的意识与热情高涨。这种热情有权利解放、追求自由的积极因素，有利用司法教育对方，挽救婚姻的策略选择，还有严厉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现实考量与无奈。受儒家纲常传统与厌讼思想影响，传统中国妇女素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顺从意识与逆来顺受的隐忍品格，在女方因个人品格或其他原因被夫家休掉情况下，女方家庭会感到莫大羞辱。且休妻是男权社会男人的专利，鲜有女方休男的。受此影响，现在仍有些上了年纪的人觉得女方提出离婚是“丢面”的事。因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较为稳定，离婚很少。改革开放带来的频繁人口流动，便捷信息传播，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局限于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加上国家法制建设的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普法教育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以致走到了“诉讼爆炸”时代，人民法院疲于应付。离婚案件增多也是应有之义。除大环境之外，当地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推高了法庭的离婚率。不少感情产生裂痕、处于分居状态且长年在外务工的妇女因不愿或不能按时回家参加环孕检致使家庭（男方）受到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趋利避害思想及本就名存实亡的婚姻，使男方无奈地拿起离婚的法律武器以求婚姻或者计生罚款的解脱。

　　（三）借贷、买卖、电信服务与劳务纠纷案件的高发跟当前整体经济形势及国际环境有一定关联，也跟商品经济对人性冲击所造成的诚信缺失有关。这些案件涉及商品（流动）、金融（融资）、服务、劳务等资本要素，受现代市场经济深远影响。在国际经济形势趋紧，融资渠道不畅与资金需求旺盛、投资途径狭窄、盈利动机旺盛的大背景下，在少契约精神、多投机主义、诚信缺乏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借贷甚至高利借贷增多，投资失败或资金链断裂风险增多，经济摩擦增多，不负责任逃债现象增多，最终导致上述案件增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侵权类案件与交通事故案件增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参与各种形式的经济交往及社会活动频繁：雇佣与被雇佣、合伙承揽事务、人情义务帮工、相互嬉戏玩耍等等；另一方面，少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按口头或习惯行事、少规章制度约束或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安全防患意识差，使得事故频发，诉讼案件增多。

　　三、对策

　　1.加强司法创新，继续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减少法院的办案压力。短期内，法院案多人少的现状不会有大的改变，而社会矛盾纠纷却呈多发态势。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法律或者诉讼解决矛盾的局限性，法律不是万能的，诉讼不是万能的，案了事不一定能了。为此，必须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引入司法ADR与社会ADR。同时以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诉讼外解决纠纷的好处、方法与途径。对于当事人经有关部门、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法院要及时予以确认，以增强其嗣后的强制履行力。

　　2.婚姻家庭案件中离婚率件居高不下，该类案件量多、关涉社会利益与社会稳定，法院在倡导离婚自由的同时要注意慎用裁判权。离婚本身的利弊不好衡量，但其对家庭稳定、子女身心的副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且解决不好，会引发社会问题。从这个层面上，离婚多并不是好事。事实上，离婚对于当事人及各自家庭而言不是小事。一个离婚案件，往往牵动两家人的神经。因此，在解决婚姻家庭案件分外要功夫，要多做调解，特别在把握双方感情破裂程度及当事人情绪上要多下功夫，慎重行使裁判权，尽力避免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值得一提的是，该院中心法庭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上颇有一套，该庭的离婚案件大多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2012年更是无一判决（除无法到庭的公告离婚案），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较好。

　　3.借贷、买卖等合同案件与人身侵权类案件多发是整体经济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并发症，法院在处理该类型案件时要注意兼顾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及相对方的持续发展能力，平衡当事人利益。对于失信、失德行为，要在强化其责任意识的同时对其批评教育，并在案后撰写信息宣传，通过媒体的力量向社会宣传法律，传递正义。

　　4.针对涉农合同或涉农权益类案件多历史遗留问题、多程序瑕疵的特点，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应多与有关部门沟通以取得支持，多做解释、调解工作以取得当事人理解，对于一些程序违法案件应指导当事人事后弥补程序瑕疵，完善必要手续，并针对案件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以减少该类问题的发生。

　　（作者单位：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 ）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从诉讼证明的角度看，刑事审判中的新证据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新发现的证据（实际上，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新发现并收集的证据”，不过基于约定俗成和行文的方便，以下均称“新发现的证据”），只有那些新发现且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才属于新证据。那些对定罪量刑没有实际影响的新发现的证据，例如不具有实际证明价值的证据以及虽有证明价值但已有证据足以定案的重复性证据，都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新证据。


一、庭审程序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在一审庭审中，一旦当事人提出此类申请，通常会导致案件延期审理，进而影响审判集中进行，因此，法庭需要对申请的明确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就此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实践中，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申请调取新证据的主张明确，且确有调取新证据的必要，就应当同意申请，并宣布案件延期审理；否则，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申请调取新证据的主张不明确，或者拟调取的证据对于定罪量刑没有实际影响，就不应当同意申请，并在说明理由后继续审理。需要指出的是，对控辩双方的上述申请进行审查，是人民法院主持庭审的职责要求，不过，基于对被告人辩护权的法律保护，只要被告方提出的申请依法有据，人民法院就应当同意。

实践中，公诉机关可能在提起公诉前就已经收集了特定的证据，但并未在提起公诉时将相关证据移送给人民法院，而是在庭审中才申请出示此类开庭前未移送人民法院的证据。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设立证据展示制度，但为了避免庭审中的证据突袭，确保被告方的辩护权，原则上公诉机关应当依法在提起公诉时将全案证据材料移送给人民法院，确保辩护方通过阅卷等方式及时了解公诉机关的控诉证据，做好诉讼准备工作。如果公诉人当庭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送给人民法院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审判长应当要求公诉人说明理由；理由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准许。例如侦查机关依法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特定的证据材料后，公诉人基于保密的考虑原本未准备在庭审中使用该证据材料，但因其他证据当庭遭到辩护方的质疑导致证据体系受到削弱，不得已而当庭申请出示上述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对于此种申请，法庭就应当准许。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辩护方庭前并不知晓此类证据，因此，辩护方提出需要对公诉人当庭申请出示的此类证据（因该类证据在案件提起公诉前就已经发现，故并非本文所探讨的严格意义上的新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确定合理的准备辩护的时间。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辩护方申请出示开庭前未提交的证据，参照上述做法处理。实践中为了尽量减少上述情况发生，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督促控辩双方充分开展诉讼准备工作，避免因提出新证据而导致庭审中断。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时，如果发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新证据，根据《解释》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告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提取，并及时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解释》的上述规定有助于确保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但基于客观中立裁判的考虑，人民法院发现新证据后，应当尽量由控辩双方收集相关的证据，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直接提取新证据，也应当将相关的证据告知控辩双方，如果案件需要补充开庭，则需要由控辩双方当庭出示相关的证据，并依法对相关的证据进行调查、质证，进而确保审判的公正性。


二、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规定体现了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的内在要求。审判实践中，证据的质证通常是在庭审中进行的，不过对于一些案件，当事人可能在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了新证据，此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有待明确。

基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划分，对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不同类型的新证据，具体的处理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所谓严格证明，是指运用法定证据方法，经过法律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即常规的法庭调查和质证程序）进行的证明。所谓自由证明，是指运用除此以外的方法不受法律规定的约束而进行的证明（例如以查阅卷宗或者电话询问的方式）。一般认为，对于犯罪构成事实和倾向于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其中大部分与犯罪构成事实是重合的）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对于那些倾向于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量刑事实可以适用自由证明。

具体言之，对于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影响定罪的新证据，控辩双方通常存在争议，因此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即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对该证据进行调查、质证，进而决定是否采用。对于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影响量刑的新证据，则需要进一步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新证据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新证据。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在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则可以适用自由证明，即庭外征求控辩双方意见即可，当然，如果控辩双方意见不一致的，也应当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对该证据进行调查、质证。


三、复核审程序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由于复核审不需要开庭审理，因此，如果复核审过程中发现新证据，无法像庭审程序那样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进行质证，实践中需要基于诉讼证明的基本原理对各类新证据作出相应的处理。由于《解释》对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缓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方式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因此下文分别加以分析。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根据《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的，可以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依照该《解释》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审理后依法改判。基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区分，对于定罪事实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需要通过庭审质证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采用，因此，《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所指的后一种处理方式，在实践中主要是指复核审期间出现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对于此种情形，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审过程中可以针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征求原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各方均没有异议的，可以在审理后依法改判。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解释》第三百五十条规定，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有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期间一旦发现新的证据，一律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需要重申的是，《解释》该处提到的新证据是指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如果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那么，即使复核期间发现新的证据，因该证据实际上属重复性证据，不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故除非案件具备法定的事由，否则不能仅以此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在复核审期间可能会发现定案的证据存在瑕疵，例如关键物证的提取笔录对物证的数量、特征等情况存在记载错误，因此类证据瑕疵影响到定案证据的证据资格，因此需要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实际上属于起补充作用的新证据，因复核审期间无法通过开庭方式对此类新证据进行质证，因此可以通过征求原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的方式予以处理。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认可的，复核审人民法院可以采信定案证据；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提出有效的异议，即该定案证据实际上无法补正或者解释并不合理，复核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定案证据存在疑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进而导致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