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王春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21:53:45 浏览:8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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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为了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充分发挥民间调解对于纠纷解决的作用，完善各种民间调解机制，包括律师调解，社区调解，企业和组织对内部人员纠纷的调解，社会团体、自治组织、行业协会的调解等。鉴于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当前民间调解机制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本文以此为例，详细分析人民调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尝试系统地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
尽管人民调解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很长时期以来，它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存在较多的制度性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影响了这一制度功能和效用的充分发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律建设不断加强，我国诉讼案件逐年递增，而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则呈现出急剧下降的态势，人民调解员每年处理的民间纠纷平均不到一件。概括起来，人民调解制度存在或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
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变动，利益冲突和摩擦不断出现，各种纠纷大量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矛盾纠纷的主体、内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原有人民调解的法律保障、工作范围、组织形式、调解程序、工作方法、队伍素质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强法制建设，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通过司法实现正义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诉讼成为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但与此同时，民间调解、私力救济等纠纷解决方式被不适当地置于诉讼或法治的对立面，受到这种法治、司法中心观念的排斥和抑制。
三、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导致人民调解缺乏权威，效力微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调解协议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许多达成调解协议的纠纷最后仍需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增加了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既使得当事人不愿意选择人民调解来解决纠纷，还浪费了社会资源。调解协议没有拘束力和执行力，人民调解制度缺乏彻底解决纠纷的权威，不仅严重抑制了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动摇了当事人对调解组织的信任，导致当事人对人民调解的回避，从而最终引致调解制度的萎缩。
四、调解组织不健全。不少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没有调解组织，或者虽有调解组织，但却没有专门的调解人员，调解人员由其它干部兼任。同时，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政府和司法机关，对人民调解的制度支持力度不够，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也没有落到实处。
五、人民调解员的素质不高。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法律知识和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严重制约着调解工作的开展。2001年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员779万多人，高中（中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只占55%，调解人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调解人员人数众多，扎根基层，加上离退休人员多，所以，要求达到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已经算是“高标准”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14条第2款尽管已适当提高了乡镇调解人员的条件，但也只是规定：“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纠纷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的特点，即便调解人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也是难以应付的。此外，调解人员的积极性也不高，原因是调解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激励——他们没有编制，没有专门资格，完全是义务工作，调解工作与经济待遇不挂钩；另一方面，工作压力大，工作不定时，特别是责任重大。
六、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为了使人民调解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必要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扩大工作领域，完善组织网络，提高队伍素质，规范工作程序，增强法律效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建立新机制，研究新情况，解决突出问题，从而促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人民调解工作本身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制度，严格工作程序，克服工作中的随意性。调解人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调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切实保障依法调解、平等自愿、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三项基本原则的落实。人民调解工作还应该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相结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民间纠纷越来越复杂多样，调解所适用的社会规范也在相当程度上从传统的道德、风俗和习惯日益转向法律法规。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人民调解工作仅依靠传统的调解方法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奏效。因此，调解人员应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在调解工作中坚持权利观念、法制观念和效率观念，不断进行调解方法的探索和创新，提高人民调解的工作水平和社会公信力。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刘 亮
为了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充分发挥民间调解对于纠纷解决的作用，完善各种民间调解机制，包括律师调解，社区调解，企业和组织对内部人员纠纷的调解，社会团体、自治组织、行业协会的调解等。鉴于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当前民间调解机制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本文以此为例，详细分析人民调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尝试系统地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
尽管人民调解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很长时期以来，它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存在较多的制度性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影响了这一制度功能和效用的充分发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律建设不断加强，我国诉讼案件逐年递增，而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则呈现出急剧下降的态势，人民调解员每年处理的民间纠纷平均不到一件。概括起来，人民调解制度存在或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
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各种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变动，利益冲突和摩擦不断出现，各种纠纷大量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矛盾纠纷的主体、内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原有人民调解的法律保障、工作范围、组织形式、调解程序、工作方法、队伍素质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强法制建设，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通过司法实现正义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诉讼成为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但与此同时，民间调解、私力救济等纠纷解决方式被不适当地置于诉讼或法治的对立面，受到这种法治、司法中心观念的排斥和抑制。
三、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导致人民调解缺乏权威，效力微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调解协议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许多达成调解协议的纠纷最后仍需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增加了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既使得当事人不愿意选择人民调解来解决纠纷，还浪费了社会资源。调解协议没有拘束力和执行力，人民调解制度缺乏彻底解决纠纷的权威，不仅严重抑制了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动摇了当事人对调解组织的信任，导致当事人对人民调解的回避，从而最终引致调解制度的萎缩。
四、调解组织不健全。不少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没有调解组织，或者虽有调解组织，但却没有专门的调解人员，调解人员由其它干部兼任。同时，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政府和司法机关，对人民调解的制度支持力度不够，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也没有落到实处。
五、人民调解员的素质不高。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法律知识和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严重制约着调解工作的开展。2001年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员779万多人，高中（中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只占55%，调解人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调解人员人数众多，扎根基层，加上离退休人员多，所以，要求达到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已经算是“高标准”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14条第2款尽管已适当提高了乡镇调解人员的条件，但也只是规定：“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纠纷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的特点，即便调解人员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也是难以应付的。此外，调解人员的积极性也不高，原因是调解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激励——他们没有编制，没有专门资格，完全是义务工作，调解工作与经济待遇不挂钩；另一方面，工作压力大，工作不定时，特别是责任重大。
六、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为了使人民调解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必要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扩大工作领域，完善组织网络，提高队伍素质，规范工作程序，增强法律效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建立新机制，研究新情况，解决突出问题，从而促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人民调解工作本身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工作制度，严格工作程序，克服工作中的随意性。调解人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调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切实保障依法调解、平等自愿、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三项基本原则的落实。人民调解工作还应该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相结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民间纠纷越来越复杂多样，调解所适用的社会规范也在相当程度上从传统的道德、风俗和习惯日益转向法律法规。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人民调解工作仅依靠传统的调解方法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奏效。因此，调解人员应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在调解工作中坚持权利观念、法制观念和效率观念，不断进行调解方法的探索和创新，提高人民调解的工作水平和社会公信力。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刘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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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的法律思考
——谈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
■ 董世连 律师
【内容摘要】2007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再审的“中国第一例商标行政纠纷案件”审结，作为该案件的胜诉方重庆正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通公司”）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正通公司系重庆市知名兽药企业，因涉嫌商标侵权被推上法庭，由于被法院强制停产了近11个月，效益良好的正通药业公司因该商标案几乎陷于绝境。
本文首先对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情进行简要介绍，进而对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的法律性质、法律适用进行分析，然后以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为线索从商标的合法注册、商标查询工具的使用、商标保护等方面对商标的使用提出相关建议，最后本文针对药品这种商品的特殊性论述了药品上三种标识的区别，以及药品商品名称和商标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 头孢西林 头包西灵TOUBAOXILIN 商标抢注 商品名称
一、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情介绍
2002年4月30日，正通公司向重庆市农业局提出了“注射用复方青霉素钾（I型）”的兽药产品申请，申请表中显示的商品名称为“头孢西林粉针”，制造商为正通公司，准产证号为渝兽药生证字第041号。在申请表所附的标签式样中，商品名称“头孢西林”使用了特殊字体和字号并处于标签中的显著位置。
2002年5月28日，重庆市农业局以重兽药审批字(2002)第533号审批证书批准正通公司生产销售通用名称为“注射用复方青霉素钾(I型)”、商品名称为“头孢西林粉针”的兽药产品，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为渝兽药字(2002)X041008，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05年5月28日。[1] “头孢西林”同时为未注册商标，并首先在产品上使用。当时，正通公司考虑到要把“头孢西林”申请商标，可是经查询后得知，“头孢西林”只能作为药品的通用名称使用，不能作为商标注册。权宜之后，正通公司为该产品单独申请了叫“安逸”的商标。
2002年7月27日正通公司与四川隆昌的华蜀公司（以下简称“华蜀公司”）签订总经销协议书，由正通公司授权华蜀公司在全国区域内销售“头孢西林”产品。该协议书主要内容有：一、正通公司将“头孢西林”粉针产品授权华蜀公司在全国区域内专销，正通公司不得销售该产品，华蜀公司不得生产该产品，否则视为违约；二、包装由华蜀公司设计，正通公司印制，包装上使用华蜀公司的“华蜀”商标，以华蜀公司合作开发、正通公司生产的形式印制、由正通公司组织生产产品；三、华蜀公司负责专销片区宣传策划，产品定价，承担销售费、宣传费、运输费等全部费用；四、华蜀公司预付正通公司包装费3万元；五、正通公司向华蜀公司提供产品的规格及价格：3克/支×120支/件，价格108元/件，华蜀公司销售累计3000件-5000件，价格106.80元；…… 七、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由正通公司负责退货和承担损失，华蜀公司对外包装说明负责；八、华蜀公司要货须提前通知正通公司，一律先付款在正通公司提货；…… 十、协议期满或提前结束协议，正通公司继续生产销售该产品，取消华蜀公司的专销权，但不得继续使用“华蜀”商标；十一、正通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和华蜀公司在专销过程中发生的税收及债权债务均由各自解决；…… 十三、若出现“头孢西林”被注册或其他知识产权问题，由华蜀公司负责，由正通公司负责重新申请更换商品名称。该协议签订后除对第五条中约定的价格进行了变动并实际履行外，双方均按约履行了该协议。
在双方合作期间生产的产品包装上，“头孢西林”四字被以特殊字体使用在显著位置，且字号明显大于其他文字。在该产品包装上标明：四川省隆昌华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开发，重庆正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制造。产品包装上使用了注册商标“华蜀”。产品介绍的首句为“本品是华蜀公司2002倾力奉献，……”等。该兽药外包装上还有“华蜀精心奉献 兽医首选”、“您放心的选择 华蜀兽药”等宣传词。
2004年1月7日，正通公司作为甲方，华蜀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关于终止“头孢西林”等三个品种九个规格产品合作的《终止协议》，约定正通公司自2004年1月7日起不得再生产印有“华蜀”标识的原图案的以上品种，华蜀公司也不得生产加工印有正通公司生产及其批文标示等的以上产品。
在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后，正通公司继续生产头孢西林粉针产品，在产品包装上“头孢西林”仍然被以特殊字体和字号使用在显著位置，产品上使用的注册商标为“安逸”。[2]
但是在双方合作期间，也就是华蜀公司在取得“头孢西林”总经销权后不久,于2002年9月12日，向商标局提出“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的注册申请，该商标于2004年2月7日被核准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为华蜀公司，商标注册号为3304260，核定使用商品为第5类的兽医用制剂、兽医用药、兽医用生物制剂等，专用期限为2004年2月7日至2014年2月6日。[3]
2004年3月，华蜀公司以“商标侵权”为由，将正通公司告上法庭。华蜀公司认为：正通的产品，虽然用的是“安逸”商标，但在外包装上打出了“头孢西林TOUBAOXILIN”的名字，其读音和文字与自己的“头包西灵TOUBAOXILING”商标相似。华蜀为此索赔50万元损失。随后，受理该案的四川内江市中级法院不但查封了正通公司的产品，还禁止了正通公司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正通公司不服, 2004年4月1日正通公司向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提出撤销“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经过一年审理，商评委裁定撤销华蜀公司“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该裁定认为：华蜀公司作为正通公司的产品经销商，未经正通公司授权，将与正通公司商标极为近似的争议商标以自己的名义注册，已构成《商标法》第十五条代理人未经授权注册被代理人商标的行为。
华蜀公司不服国家商评委的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一审维持了国家商评委裁定。
华蜀公司不服遂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该条款中的代理人即为商标代理人，即指接受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商标注册人的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代理其委托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请求查处侵权案件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人。代表人即为商标代表人，即指代表本企业办理商标注册和从事其他商标事宜的人。以华蜀公司与正通公司基于《专销协议书》而形成的是生产销售合作关系为由，认定二者形成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是错误的。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及一审判决关于华蜀公司申请“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的行为违反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
正通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法院认为：“头孢西林”商品名是正通公司通过行政审批而原始取得的特有药品名称（即未注册商标）。华蜀公司的销售、宣传等履约行为不能改变权利归属。因此，华蜀公司申请注册“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属代理人抢注委托人商标的性质。
二、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的法律性质分析
该案是一起代理商抢注供应商商标的典型案例，该案代理商不能将生产商所有药品名称的谐音作为商标注册后再回过头来诉生产商侵权。代理商抢注商标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是国内企业在境外的代理商通常对该企业的市场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于是偷偷在境外抢注了该企业商标，然后回过头来和这家企业谈商标的出让或合作等。
从法律上讲，正通公司虽然在先取得“头孢西林”商品名称，但并未进行注册，根据我国法律未经注册的商标不受法律保护（驰名商标除外）。虽然商标“头包西灵TOUBAOXILIN”中的显著部分为文字“头包西灵”，与正通公司的商品名称“头孢西林”的文字组成和读音近似，且均为无含义词，两组文字近似，其申请的“头包西灵TOUBAOXILIN”的商标标识不违反《商标法》禁止性规定，但是华蜀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华蜀公司作为经销商在明知“头孢西林”是正通公司合法拥有的商品名称，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事实上起到了商标的作用，又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最终的正式商标“头包西灵TOUBAOXILIN”，避开了曾被认定为不能注册的“头孢西林”，由此获得商标局的批准，从而取得最终给生产商以沉重打击的注册商标，笔者认为这恰恰属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商标” 的行为，商标局可以依据此条规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三、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的法律适用
2004年3月31日，正通公司以争议商标的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五条及第三十一条为由，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撤销争议商标的申请。2005年3月4日，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正通公司提出的商标争议，依据商标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商评字[2005]第289号裁定，将华蜀公司在第5类兽医用药等项目上注册的争议商标予以撤销。[4]
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认为：华蜀公司将被代理人商标相同的标志擅自注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主观上存在不正当竞争的恶意，客观上易造成市场混淆的后果，并可能妨碍正通公司正当权利的行使，其行为依法应予禁止。作为正通公司的产品经销商，未经正通公司授权，将与正通公司商标极为近似的争议商标以自己的名义注册，已构成《商标法》第十五条代理人未经授权注册被代理人商标的行为。遂裁定：对华蜀公司注册的第3304260号“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予以撤消。
之后本案一波三折，商标“头孢西林”商品名称是否经使用而具有商标标识的功能；正通公司与四川华蜀在合作期间是否形成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法律关系，无论在一审、二审还是再审阶段都成为争议的焦点。
本文作者认为，“头包西灵TOUBAOXILIN”作为商标注册，其文字本身并不违反《商标法》的禁止性规定，可以被核准注册，但分析其注册行为，代理商是明知“头孢西林”是正通公司的商品名称和商标的情况下，注册了“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是一种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行为，或者根据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观点 “华蜀公司将被代理人商标相同的标志擅自注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主观上存在不正当竞争的恶意，客观上易造成市场混淆的后果，并可能妨碍正通公司正当权利的行使，其行为依法应予禁止。”华蜀公司注册商标这一行为应该从行为的不正当性去考虑，而不是其作为代理人的身份，换句话说即使华蜀公司不是正通公司的代理商，其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构成主观上明知“头孢西林”是正通公司的商品名称和商标，客观上的行为均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的行为，这才是本案的实质。所以更确切的法律适用应该是《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和第31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而不是或不仅仅是第十五条。认清案件的本质，准确适用法律不仅能够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于案件的及时了结具有很大的意义，否则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四、从头孢西林商标案谈商标注册申请和设计
1、合法申请商标注册
商标注册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合法注册的商标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已经注册的商标如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任何个人或者单位均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本案中华蜀公司以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了“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从2002年9月12日提出商标申请到2007年8月31日最高院的判决，长达5年的时间里，多次和正通公司对簿公堂，不仅自己没有从中渔利，反而身陷诉讼，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可谓“陪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企业申请注册商标应尽量选择显著性较强的标识，通过正当方式合法注册商标，否则会极大浪费时间、钱财，甚至造成企业破产。
2、设计具有显著性的商标进行注册申请。
《商标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任何申请注册的商标都应该具有显著性，一方面，避免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另一方面，防止商标被通用化。
商标被作为商品通用名的案例是不少的，例如“阿司匹林”最早是个商标，但在使用中发生了退化，被大家认为是一种商品的通用名称。我国80年代也出现过两个类似的案例，一个是“氟利昂”，一个是“吉普”，其实二者分别为氟制冷剂及越野车的商标，在使用中被认作商品通用名称。防止注册商标淡化为通用名，是制药企业在设计商标时，就应考虑的问题。药品商标审查实践中，经常遇到含有稍作改变的INN（国际非专利药名）词干或其中文翻译的商标，如：丽芬莫丁，其中，莫丁是INN词干"－MOTINE"中文翻译"－莫汀"的变异，这样的商标，易被普通消费者认作通用名，即使获得注册，淡化为药品通用名的可能性也较大。从防止注册商标淡化为通用名的角度来看，设计药品商标时，远离INN词干或其中文翻译，是十分必要的。
五、从头孢西林商标案看药品的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和商标的保护
因为药品对人的生命健康极其重要，为了避免同一品种或同一处方药品的标准及药品名称不一致，给患者乃至医生带来混淆，必须要有统一的药品名称，所以国家药典委员会制定了专门的药品命名原则，规定了一致的药品通用名称，这种通用名称一旦被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载入药品标准，即成为药品法定名称[6]。一般药品法定名称应该是唯一的[7]。
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标准及名称管理的通知》[卫药发（90）第39号]中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对本企业生产的药品，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法定的通用名称之外，另行拟定商品名，报卫生部药政管理局批准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将该商品名作为商标注册。”由此可见，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允许药品生产者拥有药品商品名，而生产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总是极力突出商品名的标示，而淡化通用名称。
2001年12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除中药材、中药饮片外，药品必须使用注册商标；未经核准注册的，不得在市场销售。注册商标必须在药品包装和标签上注明”；同时第五十条又规定：“列入国家药品标准的药品名称为药品通用名称。已经作为药品通用名称的，该名称不得作为药品商标使用”。
根据以上有关规定，药品除了通用名称外，还有商品名称，同时还必须使用注册商标，因此，一种药品都至少拥有三个“名字”作为它的“标识”。提到药品名称一般也至少会有药品通用名称和药品商品名称之分。比如，新版康泰克的商品名称为“新康泰克”，注册商标为“康泰克”和“CONTAC”，药品通用名称为“复方盐酸伪麻黄碱缓释胶囊”。我们熟悉的胃动力药吗丁啉的商品名称和商标则都是吗丁啉，它的通用名称是多潘立酮。
不管是药品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一定要弄清楚上述药品的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和商标的关系。作为药品生产商一旦确定药品的商品名称，一定要及时申请注册商标，一方面保护自己的商品名称，避免被非法抢注商标，另一方面防止商标名称被通用化。对于今天的制药企业，尤其那些持有新发明的企业，更应防止其商标被通用化。
对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法伦理学批判
——兼论现代诚信观念和传统诚信观念的分野
作者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梁剑兵 副教授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2001年高考满分作文的内容中所体现的考生的诚信观念出发，分析指出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学生对传统诚信观念的困惑和矛盾。进而对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的区别作出了法伦理学层面上的分析，指出了中国传统诚信观是“单边主义的、义务主义的、目的主义的和自我支配的诚信观”而现代诚信观则是“双边主义、权利主义、工具主义和对等制约的诚信观”的本质差异。然后，作者以两者差异为工具，具体考察和分析了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所存在的传统观念形态，并且同时考察和分析了在若干学生作文中所蕴涵的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对法制社会中现代诚信观念形成的消极影响和错误导向。最后，作者提出了以下建议：消除“语文与伦理和法制教育无关”的观念，树立语文教育也应担当起对学生进行现代伦理和法制教育责任的观念；中学教科书的编辑者应该具有强烈的现代文明观念和法制观念；教科书具体篇目的选定应该开放和透明，应该征求法学界和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意见；中学语文教科书编选文章的内容在理论依据上应该和大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保持一致。
关键词：传统诚信观念 现代诚信观念 伦理和法制教育 语文教育改革
一、 从2001年高考作文看到的问题
2001年高考作文的话题是“论诚信”。应该说，该命题不仅具有鲜明的社会现实性，更具有法学研讨的价值（例如我国民法就将“诚实信用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帝王规则”），它与“以德治国”理论和朱总理在那年的两会期间提出的“整顿市场秩序”口号以及法律学者们忧心仲仲的“社会诚信缺失危机”等社会现象，无不有默契的联系。诚如命题人王伟明专家所言“出这个题目，就是要积极引导青少年注重品德、注重诚信，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尽力。”①但是从考生五花八门的作文标题、立意和体例中，法伦理学看到了考生对“诚信”在内涵理解上的陈腐和苍白，更感觉到了考生那种“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心态。我们仅以学生作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学生在观念上的困惑感和失败感：《留些诚信给自己取暖》和《守住心灵的契约》表明了学生在其思想的深处认为：诚信只可以用来孤芳自赏而不可以用之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传递出一种典型的陈腐观念“诚信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与别人没有关系”。《诚信出走》则表明了学生思想意识中对“诚信迫切要求逃离和出走”的无奈与无助。《拍卖诚信》显示出学生潜意识中对诚信的腻烦和抛弃……几乎所有的考生都难以逃脱的传统诚信观念的枷锁和窠臼，这不能不说是中学语文教育的某种失败。
人的思想观念，自中学播种，自大学分蘖灌浆，至中年成熟收获。中学时期是人的思想在躁动中探询出路的时期，迫切需要在伦理上正确的指路。语文教科书所选文章均代表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语文教育对学生树立伦理观念的影响极大。但是，我们从2001年高考作文最优秀的满分答卷中，却只看到在学生思想深处存在的中国传统诚信观念的阴影和自我欺骗，而看不到现代诚信观念的明亮和希望，我们不能不为此而进行一番探讨。
二、 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的分野
对于诚信的基本含义，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并无大的争论，但是，在对于诚信的底蕴、作用、维护机制等方面，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却大不相同。
（一）从诚信观念的起源来看，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主要起源于社会主体孤立的道德内省和意识上的自我约束。而现代诚信观念则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民法学以为，诚信观念主要起源于商品交换和贸易中所产生的彼此恪守契约的客观要求。前者认为诚信与否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后者则认为诚信是社会经济关系双方的事，与个人孤立的道德内省无关。另外，在古代和现代的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中，诚信从来都是一种单边的义务而不是一种双边义务，诚信是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诚信是老师为学生设置的行为规范，诚信是国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义务……惟独没有人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家长、老师和国家如果对孩子、学生和国民失信的时候，孩子、学生和国民可以通过何种方法来索取家长、老师和国家应该“交付”给自己的“诚信”？！这种起源上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在底蕴上的“单边主义诚信观”和“双边主义诚信观”的本质差异。现代中国社会，诚信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重要资源，其基本底蕴和精华不仅仅应该是“双边主义”的，更应该是建立在法制意义上的。为了维护双边主义的诚信，我们只能将法制作为超越于道德内省和舆论评判的“第三种力量”。
（二）从影响诚信观念发育和成长的人性论观念看，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认为，人虽然有自利之本性，但是这种本性是丑恶的和应该自我抑制的，而诚信恰好就是抑制自利的利器，因为在实际上，诚信的原则就是对他人权利的维护，当然也意味着对自利的限制。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诚信，也只能是一种自我克制的“义务主义诚信观”。在这种观念下，诚信是一种负担！而西方的主流人性论则认为，人的自利本性是固有的和正当的理性，不但不应该被认为是丑恶的，而且也是不可能被抑制的，而诚信恰好应该是实现自利人性的利器，盖因为自利的实现来自于对方主体诚信的行为，反之亦然。所以，现代法制意识观念下的诚信观只能是一种维护人际互利的“权利主义诚信观”。在这种观念下，诚信是一种快乐！
（三）从维护诚信建立和巩固的机制来看，中国传统的“德治”论认为：诚信的建立和巩固，依靠社会主体内心的道德良心对外在行为的理智支配。如果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体出于自利的人性而无法按照诚信的原则支配外在的行为，则应该通过“公众舆论场”的谴责使该主体精神痛苦，或者通过社会或者法律的制裁使其损失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强道德良心的自我修养以便在“下一次”能够实现对外在行为的理智支配，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支配的诚信观”。这种诚信观实际上是静态的和被动的。而现代的“法治”论则认为，诚信的建立和巩固，依靠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对社会主体的利导以及利益对立双方的互相监督而实现，如果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体出于自利的本性而无法按照诚信的原则支配外在的行为，损害了对方的利益，则被损害方可以依托法律制度在两个方面获得救济：第一方面，被损害方完全有权利采取“不诚信”的手段进行报复和反击，例如可以以“债务抵消”的手段拒绝清偿还本来应当清偿给致害方的债务等，而这种对被损害方所实施的反击行为即使采用了“欺诈”的手段也不能被认为是违法的或者无效的，或者被认为是反伦理的，因为它在目的上具有正义性。第二方面，如果被损害方无力自行对致害方实施报复和反击，还可以请求国家法律上的“暴力”支援，损害致害人的利益以“奖励”被损害方，例如，虽然奸诈商人违背诚信原则损害了被损害人的一份财产，却可以将奸诈商人的两份财产强制交付给被损害者，以便奖励合乎诚信原则要求的行为。这样的诚信观，实际上是一种“对等制约的诚信观”。这种诚信观在本质上不仅仅是动态的和主动的，甚至还可以是“先下手为强”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体在法律上是可以先采取“不诚信”的行动，以防止自己的利益受到可能的危害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就有“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按照这种制度，如果某商人在签订“先付款后交货”的合同后，发现交货方有丧失履行合同能力的可能性时，便有拒绝先行支付货款的权利。此种做法，按中国传统诚信观念来看，某商人是不诚信的，但是按照现代诚信观念来看，这恰好是一种“主动的诚信”。
（四）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最根本的分野是对诚信作用的不同认识。在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中，诚信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在古老的道德信条和关于诚信的故事中，诚信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孤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告诫人们在行为选择上应该是“为诚信而诚信”的，却很少去思考和论述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诚信？”更加极端的是，传统的道德信条甚至要求人们将人的生命作为手段以实现诚信，例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有“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而死”的诚信故事被千古称颂，倒很少有人去思辨“生命和诚信何为目的何为手段？”受这种观念影响的一个现实事例是：中国的家长和老师只会呆板的教导子女和学生“人必须诚实！”却不会也无法教育子女和学生“人为什么应该诚实？”乃至于学生发出了这样的诘问“八路军交通员对日本鬼子撒谎对不对？”所以，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实际上是一种“目的主义的诚信观”。而现代诚信观念则将诚信和信用连接起来，主要把诚信看作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例如“信守契约”的目的是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商品交换，政治家“言而有信”是为了维持他的统治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工具主义的诚信观”。鉴于目的和手段属于哲学的范畴，所以就哲学和伦理的关系而言，对目的是应该进行道德评判的，而对工具和手段，则无须加以道德评判，因此，现代的诚信观念，较少道德色彩而多具实用价值考量，这也是时代进步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而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中的上述方面是和现代中国改革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三、 对我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法伦理学考察
打开我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我们不妨翻阅一下与“诚信”有关的文章篇目，以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的分野为考察工具，仔细地考察一番这些文章中所蕴涵的传统诚信观念。
（一） 追求自利是可耻的。
在谈论理想的诗歌中，流沙河先生说“理想是闹钟，敲碎你的黄金梦；理想是肥皂，洗濯你的自私心。”②所以，黄金和理想是矛盾和冲突的，自私自利更是丑恶的和肮脏的，追求黄金和自利的人便是没有理想的行尸走肉。如果说，这只是教科书在编辑上的必要，并不代表教科书的立场和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举出另外的事例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居里夫人在她的文章中说“诚然，人类需要讲究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受事业的强烈吸引，既没有闲暇也没有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吸引。” ③对于这一段话，编辑者所设置的学生作业是：1、梦想家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2、为什么科学家应该是“一个小孩儿？”。应该说，这样做并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编辑者并没有按照居里夫人原话的全文设置“平行”的作业：现实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工作就应该有报酬？科学家应不应该像爱迪生或者比尔.盖茨那样用自己的发明换取金钱？教科书这种典型的断章取义的作业设置方法足以反映教科书对金钱和利益方面的否定性价值评价和倾向性。
遗憾的是，教科书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绝大部分中学生在未来的人生中，都肯定是讲究现实的人，都要依靠工作去换取报酬而生存。在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中，能够成为“梦想家”和“小孩儿般的科学家”的中学生如同凤毛麟角。如果教科书只让学生思考怎么去做一个“梦想家”，却没有让学生思考怎么去做一个“现实的人”，这样的教科书就算不上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和改革开放社会的客观要求的教科书。
（二）片面注重通过道德内省而达于诚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④按照这种观点，教科书实际上是在教导学生应该经常反省自己：我为别人办事忠心了吗？我同朋友交往诚信了吗？教科书试图告诉学生：道德内省是达于诚信的直接的和唯一的原因。即使学生遇到不诚信的损害自己合法利益的事情，也仍然应该“内自省”，而不应该去报复和寻求法律救济。因为如果学生使用“不诚信”的手段去报复和反击不诚信的行为，便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训令。在这些古老的训条中，单边主义诚信观被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些训条在孔子《论语》中各自成文，也许本来不相干，而在现代中国的教科书中，却被“很逻辑的”组合成为一篇课文，并且明确要求学生在学习这些训令时要“熟读，深思和牢记”，这样的编排和学习要求本身就体现着教科书编辑者内心深处难以克服的传统诚信观念的窠臼和枷锁。道德上的自我内省和自我谴责不是不必要，但是对此片面强调就容易造成学生观念上的片面性和陈腐僵化。
（三）诚信毁坏的不可救济。
诚信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一旦遭到毁坏，是完全可以使用合理的自力救济或者诉诸法律的强制救济而获得挽回和补偿的。但是在我国的中学教科书中，学生是根本体会不到这一先进的现代诚信观念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羚羊木雕》一课的课文大意来进行具体的法理学考察和分析⑤：“我”爸爸送给我一只“贵重的”羚羊木雕，（作者注：羚羊木雕的所有权属于“我”。）我把它“赠送”给了“我”最好的朋友万芳，（作者注：“我”基于我所拥有的所有权对我的财产进行了合法的处分。）万芳很感动，也“赠送”给“我”一把小藏刀。（作者注：这实质上构成一种平等交换的契约。）但是爸爸妈妈知道后，逼着我把羚羊木雕要回来！（作者注：“我”的所有权开始被父母侵犯，同时“我”和万芳在平等契约关系下已经实现的诚信开始被“我”的父母毁坏。）奶奶在旁边说“算了吧，这样多不好。” （作者注：“奶奶”是维护“诚信”的第三种力量。）但是爸爸和妈妈仍然坚持（作者注：“第三种力量”的支援被“我”的父母以不费吹灰之力而瓦解，）于是我只好去万芳家要她还回“我”的羚羊木雕，（作者注：“我”成为诚信的致害人，万芳是受损害人）万芳的妈妈看到了，指责万芳说：“你怎么可以拿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呀？”“看我呆会儿揍她！” （作者注：万芳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妈妈组成了强大的破坏和毁灭诚信的“同盟军”，这种破坏力量不但强大而且带有强权和“暴力”内容，是“我”和万芳无法抗拒的。）最后，万芳的母亲从万芳的手中“夺过”羚羊木雕归还给了我。（作者注：诚信终于失败！）而万芳则追上了在“冷冷的”月光下木呆行走的“我”，将那把小藏刀塞到我的手中，然后说道：“你拿着，咱俩还是好朋友……” （作者注：友谊超越了诚信，诚信不足道也！）文章的最后说“我呆呆地望着她，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因为我对朋友反悔了。我做了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呀！”（作者注：这是“我”对自己“不诚信”行为所进行的道德内省和自我谴责，也是“我”对迫使我“不诚信”力量的抗议和呐喊！）“可是，这能全怪我吗？”（作者注：经作者查阅张中路先生《羚羊木雕》的原文无此句，这最后的一句显然是教科书编辑者自己添加的，这一句损害了原文结尾中所包含的思想性和文章的震撼力，应属败笔。）值得一提的还有：教科书的编辑者在该课文的结尾补白处插入了薄伽丘的一段话“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 作者认为，这个补白鲜明地表达了教科书想要教导学生的潜在观点和看法：诚信和财产不如友谊更有价值更重要！
综观课文，尤其是通过课文正文最后一句“画蛇添足”式的添加语句，我们不难看出教科书在实际上传递给学生的信息：首先，诚信的力量总是软弱无力的，所以坚持诚信的人们（“我”）的呐喊和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其次，第三力量（“奶奶”形象所代表的法律力量）是软弱的和不可依靠的，面对毁坏诚信的“恶势力”（“我”的爸爸妈妈和万芳的妈妈），学生除屈服和逆来顺受外别无选择！第三，教科书还要告诉学生的是，既然无法抵抗就不要抵抗了，不如转而逃进友谊和“义气”的自我安慰之中以获得灵魂的解脱和自我原谅。作者认为，教科书在这里恰恰没有传递最重要的信息给学生：维护友谊的最重要的工具恰好就是诚信和互利，没有诚信和互利便没有真正的友谊长存！最后，教科书还试图通过该课文教导和培养学生“重友谊轻钱财”的道德品质，却忽略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熏陶下，所谓的“友谊”不但会危害诚信原则，而且更容易使学生在与课文的情感共鸣中，将所谓的“友谊”和违背法制原则的“江湖义气”混为一谈而难以区分，从而在“友谊和义气”旋涡中迷失价值判断的标准。从司法实践的现实案例来看，这种价值判断标准的迷失往往会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心理驱动力，这是更加危险的！
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2001年高考作文答卷中，为什么即使最优秀的答卷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和陈腐不堪了。
四、 对学生高考满分作文的法伦理学分析
要考察教科书中所蕴涵的传统诚信观念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分析在学生高考作文中所折射出来的学生思想观念上的若干信息。这种信息产生于因为考试时间有限而使考生“几乎不假思索的一挥而就”的情形下，所以也更真实更可靠的体现出学生内心深处的诚信观念。当然也更反映出中学语文教学的效果。
（一） 诚信和法律无关
法理意义上的诚信原则源于西方古代的罗马法，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诚实、善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今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普遍地规定和接受了此项原则，诚信原则也因而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成为规范社会主体行为的最高原则。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主要体现为一种法律原则和行为基本准则。作为当代中国的中学生，将诚信和法律联系起来进行议论和分析，本来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在笔者阅看过的《高考作文状元卷实战启示录》的满分作文中，竟然看不到一篇直接将诚信和法律联系起来进行立意和写作的作文。虽然也有学生在作文中写道：“……建立一个信用惩罚机制，用信用机制和国家强制力双管齐下，对信用违规事件，用经济手段加以惩罚，用国家手段加以监督，来促使信用良性运行。” ⑥但他只是“间接地”感觉到了法律对维护诚信的重要性，却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法制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维护诚信的“惩罚机制”早已存在且被切实的实行（例如众所周知的“违反合同就要承担违约责任”“王海知假买假后依法索赔”等社会常识），更意识不到“经济手段不能替代国家法律的惩罚”乃是一种基本法律理念。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不但学生如此，教师也更是如此。在这本《高考作文状元卷实战启示录》中，我也同样没有看到担当着作文评点者的教师体现出应该具有的基本的法律素养和最起码的法律意识，笔者不能不为这种现象感到惊讶和困惑！
（二） 诚信是至高无上的
在一篇高考优秀作文中，学生这样写道：“我把“诚信”拉过来，与我一同上路。我遇见一个躺在路上奄奄一息的人，我呼唤他，用自己的体温将他暖醒；我给他我的面包，给他喝我的水。然而待他体力恢复之后，却一把抢过我的钱袋。我愕然地张大了嘴巴，但我不记恨他，我坚信他有一天会内疚，并为此感到深深的不安。”而教师则是这样评点的：“……所幸的是在物欲横流中，仍不乏特立独行坚守诚信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位：不但要用生命去捍卫“诚信”，还决心用一生去实践“诚信”，虽九死仍不悔，这就是“带着‘诚信’上路”的含意。”⑦在另外一篇满分作文中，学生写道：“我常常被那个叫做尾生的古人感动的落泪……尾生就是这样一位执著的可爱的君子，为了一个或许并不重要的约定，为了守住自己心灵深处写给自己的那一份契约，他竟然用生命来壮烈的捍卫它。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闪光的两个字——诚信。”教师在评点时竟然将这种典型体现陈腐落后道德观念的观点界定为“正论” ⑧笔者认为，前一个“教师”无疑是在赞美对待犯罪行为不但不应该抗争，甚至不应该“记恨”的所谓“美德”？！而后一个“教师”则实际上是在鼓励学生树立“拿生命当儿戏”的反道义反理性的思想观念。他们好像不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生命才是人类最高的目的！生命是诚信之皮，诚信依附于生命而存在。在诚信和生命的相互关系中，生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维护诚信的手段。如果生命都不存在了，空洞的“诚信”就只能是毫无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垃圾。这种评点实在不能不使笔者感到惊诧和愤慨！我不由的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在这字里行间只看到两个字：吃人！
（三） 思维混乱和反理性思想
某考生在名为《找回诚信》的“满分”作文中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真诚”的小男孩子为了获得“三好学生”的荣誉，给“我”雨中送伞，然后要“我”写个《证明书》以便交给老师为证。“我”不但为这种评三好的“制度”和行为感到“被愚弄”的愤怒，而且很“愤怒”的将那《证明书》中的署名“陈杏”改做了“诚信”。⑨那位考生在其观念深处也许根本意识不到，她的“愤怒”和愤怒后的行为其实是严重违反了“善行理应获得奖赏”这一人类的基本法伦理价值观念，她将“陈杏”改为“诚信”不但不是在张扬诚信，反倒是在扼杀诚信那最初的萌芽和“真诚的目光”！这篇作文的主旨其实是在传达这样的信息和观念“对于善良的行为应该回报以愤怒和斥责！”那么，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就必须在对该作文在评点时严肃指出该考生在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并且依据基本伦理观念和法制观念指出其发生错误的原因所在，并进行适当的扣分处理。但是，“教师”的评论竟然是这样的：“‘雨中伞’实属屡见不鲜的平凡而又陈旧的素材，初看想必又碰上了编假高手笔下的活雷锋，读毕才见作者之慧眼独具。作者反其材而用之，巧借‘雨中伞’无情地鞭笞了现实生活中的伪善与虚假，同时有力地针砭了现行教育，不失为一篇平中见奇、见解新颖、构思精巧有个性特征的佳作。” ⑩在这位“教师”的评语中，我们看不到丝毫的现代文明观念和伦理观念。并且，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评语中的“现行教育”所指代的“善行理应获得奖赏”和“事实应该用证据证明”的理念本来就是现代社会先进的和合理的理念，“教师”反而要学生去“针砭”！“雨中送伞”本为真诚的善行，却被“教师”斥责为“伪善”和“虚假”。其实，这斥责“现行教育”为“伪善”的评语本身恰恰体现了最大的伪善！被针砭的恰恰应该是那位号召“针砭”者自己！
五、我们应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消除“语文和伦理与法制教育无关”的片面认识和狭隘的学科划分观念。固然，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向学生传授关于语言和文字的知识而不是道德观念教育，有如司机的主要任务是运输货物而不是制造货物一般。从中学教育学科的划分来看，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似乎应该是《思想品德》课或者《政治》课所应该承担的任务。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语言和文字不仅仅是简单的声波或者笔画集合，更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是一切伦理道德和法制观念的载体，有如司机所驾驶的车辆和船舶。如果搭载在语言和文字这种载体上的思想和观念是腐败的甚至是反理性和落后的，语文教材和教学便不能辞其咎！犹如司机所驾驶的车辆或者船舶上运输的是违法的毒品，司机也是应该承担非法运输毒品的法律责任的。教育可以划分学科，人的思想观念却是不分学科的。语文也是一面镜子，折射着社会中现存的思想观念，并且反照在少年学生的心灵上，给他们打上深深的思想烙印。尤其重要的是，因为语文学科在中学教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它所给予学生的信息总量和信息强度远远超过《思想品德》课或者《政治》课，相应的，语文教材和作业中所包含的思想道德观念对学生思想观念养成或改变的影响程度也必然超过其他任何中学课程，语文教育给学生心灵所打上的思想烙印也更深远。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语文应该给学生传递什么样的伦理和法制观念？
其次，我国语文教科书的编辑者必须认识到：我国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教科书，必须与时代一起进步，担当起对国民进行现代思想观念教育的担子，尤其是要担当起对作为未来希望的未成年国民进行现代法制观念灌输和教育的重大责任。而目前的教科书，则明显缺乏对学生进行现代法制意识灌输和培养的考虑。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发展，但是21世纪最新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却在教育改革的口号下，“新瓶装旧酒”，继续制造和传递中国传统观念中落后和陈腐的信息，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国民现代法制观念落后的一个关键证明。我们难以想象在现行教科书所造就的落后和陈腐的信息环境下，我们的下一代传人能够树立先进的和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与之相适应的老师和教法，而有什么样的老师和教法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思想观念被奠基和被养成。所以，编辑和审定教科书的人们应该认识到目前教科书的问题之所在，勇于承认和解析教科书篇目编选以及作业设计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和误区。
第三，我国中学教科书的编辑者应该具有强烈的现代文明观念和法制观念。没有正确的理论便没有正确的行动。中学语文教科书遍选文章的指导思想必须和党中央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各项理论和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尤其是必须和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以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保持一致，和世界发展的主题保持一致。编辑者应该注意教科书所编选的文章在思想内涵上可以对学生世界观和法制观念的养成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以灌输现代文明观念和法制观念为己任。
第四，教科书具体篇目的选定应该开放和透明，尤其是应该征求法学界和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意见，不应该局限在“学者相轻”的成见和学科隔阂之中。可以考虑在定稿前将教科书草案交付社会进行讨论，在广泛征询大众意见的前提下形成试用教科书，然后根据具体的教学实践反馈作进一步的修改之后再出版定稿。或者将编选教材的权力有选择的下放到各省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个别的试验和鉴定，然后对地方试验教材和国家统一教材进行比较论证，结合各自的优点最终形成统一的教科书。
第五，中学语文教科书编选文章的内容在理论依据上应该和大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保持一致。如果学生在中学时期接受的是陈腐又传统的信息，而在大学时期接受的却是和中学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的现代观念和信息，就很容易造成学生在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和混乱。这种矛盾和混乱将导致学生思想上的无所适从和自相矛盾，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和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是非观念，从而造成“观念断裂”和“思想地震”，进而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因此，中学教科书的设计必须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教科书中正确的法制理论为依据进行取舍，重新进行编排设计！
结论
我国现代社会正在自传统走向现代，自落后走向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教育肩负着传播现代文明和法制观念的重要责任。语文教育的思想观念内涵十分丰富，它对一个人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因此，要在语文教学中重视和发挥语文教科书对学生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使学生要既学语文，又学做人。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应该与时俱进，担负起传播与现代改革开放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法制观念的责任，跟上时代的浪潮和步伐。语文教科书应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关注人类理性，关注自然，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诚信观念。如果说，参加高考的学生在作文中表现出了思想上的迷茫、混乱乃至于错误，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我们中学语文教育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更是对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中传统诚信观念的反思和批判。更追问下去，则意味着对整个传统的和主流的道德意识形态领域中陈腐和苍白道德成份的审判和割除！
注释：①曹韧、师钦主编《高考作文状元卷实战启示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1页。
②流沙河：《理想》，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27页。
——谈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
■ 董世连 律师
【内容摘要】2007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再审的“中国第一例商标行政纠纷案件”审结，作为该案件的胜诉方重庆正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通公司”）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正通公司系重庆市知名兽药企业，因涉嫌商标侵权被推上法庭，由于被法院强制停产了近11个月，效益良好的正通药业公司因该商标案几乎陷于绝境。
本文首先对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情进行简要介绍，进而对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的法律性质、法律适用进行分析，然后以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为线索从商标的合法注册、商标查询工具的使用、商标保护等方面对商标的使用提出相关建议，最后本文针对药品这种商品的特殊性论述了药品上三种标识的区别，以及药品商品名称和商标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 头孢西林 头包西灵TOUBAOXILIN 商标抢注 商品名称
一、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情介绍
2002年4月30日，正通公司向重庆市农业局提出了“注射用复方青霉素钾（I型）”的兽药产品申请，申请表中显示的商品名称为“头孢西林粉针”，制造商为正通公司，准产证号为渝兽药生证字第041号。在申请表所附的标签式样中，商品名称“头孢西林”使用了特殊字体和字号并处于标签中的显著位置。
2002年5月28日，重庆市农业局以重兽药审批字(2002)第533号审批证书批准正通公司生产销售通用名称为“注射用复方青霉素钾(I型)”、商品名称为“头孢西林粉针”的兽药产品，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为渝兽药字(2002)X041008，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05年5月28日。[1] “头孢西林”同时为未注册商标，并首先在产品上使用。当时，正通公司考虑到要把“头孢西林”申请商标，可是经查询后得知，“头孢西林”只能作为药品的通用名称使用，不能作为商标注册。权宜之后，正通公司为该产品单独申请了叫“安逸”的商标。
2002年7月27日正通公司与四川隆昌的华蜀公司（以下简称“华蜀公司”）签订总经销协议书，由正通公司授权华蜀公司在全国区域内销售“头孢西林”产品。该协议书主要内容有：一、正通公司将“头孢西林”粉针产品授权华蜀公司在全国区域内专销，正通公司不得销售该产品，华蜀公司不得生产该产品，否则视为违约；二、包装由华蜀公司设计，正通公司印制，包装上使用华蜀公司的“华蜀”商标，以华蜀公司合作开发、正通公司生产的形式印制、由正通公司组织生产产品；三、华蜀公司负责专销片区宣传策划，产品定价，承担销售费、宣传费、运输费等全部费用；四、华蜀公司预付正通公司包装费3万元；五、正通公司向华蜀公司提供产品的规格及价格：3克/支×120支/件，价格108元/件，华蜀公司销售累计3000件-5000件，价格106.80元；…… 七、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由正通公司负责退货和承担损失，华蜀公司对外包装说明负责；八、华蜀公司要货须提前通知正通公司，一律先付款在正通公司提货；…… 十、协议期满或提前结束协议，正通公司继续生产销售该产品，取消华蜀公司的专销权，但不得继续使用“华蜀”商标；十一、正通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和华蜀公司在专销过程中发生的税收及债权债务均由各自解决；…… 十三、若出现“头孢西林”被注册或其他知识产权问题，由华蜀公司负责，由正通公司负责重新申请更换商品名称。该协议签订后除对第五条中约定的价格进行了变动并实际履行外，双方均按约履行了该协议。
在双方合作期间生产的产品包装上，“头孢西林”四字被以特殊字体使用在显著位置，且字号明显大于其他文字。在该产品包装上标明：四川省隆昌华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开发，重庆正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制造。产品包装上使用了注册商标“华蜀”。产品介绍的首句为“本品是华蜀公司2002倾力奉献，……”等。该兽药外包装上还有“华蜀精心奉献 兽医首选”、“您放心的选择 华蜀兽药”等宣传词。
2004年1月7日，正通公司作为甲方，华蜀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关于终止“头孢西林”等三个品种九个规格产品合作的《终止协议》，约定正通公司自2004年1月7日起不得再生产印有“华蜀”标识的原图案的以上品种，华蜀公司也不得生产加工印有正通公司生产及其批文标示等的以上产品。
在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后，正通公司继续生产头孢西林粉针产品，在产品包装上“头孢西林”仍然被以特殊字体和字号使用在显著位置，产品上使用的注册商标为“安逸”。[2]
但是在双方合作期间，也就是华蜀公司在取得“头孢西林”总经销权后不久,于2002年9月12日，向商标局提出“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的注册申请，该商标于2004年2月7日被核准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为华蜀公司，商标注册号为3304260，核定使用商品为第5类的兽医用制剂、兽医用药、兽医用生物制剂等，专用期限为2004年2月7日至2014年2月6日。[3]
2004年3月，华蜀公司以“商标侵权”为由，将正通公司告上法庭。华蜀公司认为：正通的产品，虽然用的是“安逸”商标，但在外包装上打出了“头孢西林TOUBAOXILIN”的名字，其读音和文字与自己的“头包西灵TOUBAOXILING”商标相似。华蜀为此索赔50万元损失。随后，受理该案的四川内江市中级法院不但查封了正通公司的产品，还禁止了正通公司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正通公司不服, 2004年4月1日正通公司向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提出撤销“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经过一年审理，商评委裁定撤销华蜀公司“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该裁定认为：华蜀公司作为正通公司的产品经销商，未经正通公司授权，将与正通公司商标极为近似的争议商标以自己的名义注册，已构成《商标法》第十五条代理人未经授权注册被代理人商标的行为。
华蜀公司不服国家商评委的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一审维持了国家商评委裁定。
华蜀公司不服遂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该条款中的代理人即为商标代理人，即指接受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商标注册人的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代理其委托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请求查处侵权案件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人。代表人即为商标代表人，即指代表本企业办理商标注册和从事其他商标事宜的人。以华蜀公司与正通公司基于《专销协议书》而形成的是生产销售合作关系为由，认定二者形成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是错误的。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及一审判决关于华蜀公司申请“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的行为违反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错误，应予以纠正。
正通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法院认为：“头孢西林”商品名是正通公司通过行政审批而原始取得的特有药品名称（即未注册商标）。华蜀公司的销售、宣传等履约行为不能改变权利归属。因此，华蜀公司申请注册“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属代理人抢注委托人商标的性质。
二、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的法律性质分析
该案是一起代理商抢注供应商商标的典型案例，该案代理商不能将生产商所有药品名称的谐音作为商标注册后再回过头来诉生产商侵权。代理商抢注商标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是国内企业在境外的代理商通常对该企业的市场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于是偷偷在境外抢注了该企业商标，然后回过头来和这家企业谈商标的出让或合作等。
从法律上讲，正通公司虽然在先取得“头孢西林”商品名称，但并未进行注册，根据我国法律未经注册的商标不受法律保护（驰名商标除外）。虽然商标“头包西灵TOUBAOXILIN”中的显著部分为文字“头包西灵”，与正通公司的商品名称“头孢西林”的文字组成和读音近似，且均为无含义词，两组文字近似，其申请的“头包西灵TOUBAOXILIN”的商标标识不违反《商标法》禁止性规定，但是华蜀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华蜀公司作为经销商在明知“头孢西林”是正通公司合法拥有的商品名称，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事实上起到了商标的作用，又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最终的正式商标“头包西灵TOUBAOXILIN”，避开了曾被认定为不能注册的“头孢西林”，由此获得商标局的批准，从而取得最终给生产商以沉重打击的注册商标，笔者认为这恰恰属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商标” 的行为，商标局可以依据此条规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三、头孢西林商标争议案的法律适用
2004年3月31日，正通公司以争议商标的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五条及第三十一条为由，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撤销争议商标的申请。2005年3月4日，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正通公司提出的商标争议，依据商标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商评字[2005]第289号裁定，将华蜀公司在第5类兽医用药等项目上注册的争议商标予以撤销。[4]
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认为：华蜀公司将被代理人商标相同的标志擅自注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主观上存在不正当竞争的恶意，客观上易造成市场混淆的后果，并可能妨碍正通公司正当权利的行使，其行为依法应予禁止。作为正通公司的产品经销商，未经正通公司授权，将与正通公司商标极为近似的争议商标以自己的名义注册，已构成《商标法》第十五条代理人未经授权注册被代理人商标的行为。遂裁定：对华蜀公司注册的第3304260号“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予以撤消。
之后本案一波三折，商标“头孢西林”商品名称是否经使用而具有商标标识的功能；正通公司与四川华蜀在合作期间是否形成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法律关系，无论在一审、二审还是再审阶段都成为争议的焦点。
本文作者认为，“头包西灵TOUBAOXILIN”作为商标注册，其文字本身并不违反《商标法》的禁止性规定，可以被核准注册，但分析其注册行为，代理商是明知“头孢西林”是正通公司的商品名称和商标的情况下，注册了“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是一种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行为，或者根据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观点 “华蜀公司将被代理人商标相同的标志擅自注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主观上存在不正当竞争的恶意，客观上易造成市场混淆的后果，并可能妨碍正通公司正当权利的行使，其行为依法应予禁止。”华蜀公司注册商标这一行为应该从行为的不正当性去考虑，而不是其作为代理人的身份，换句话说即使华蜀公司不是正通公司的代理商，其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构成主观上明知“头孢西林”是正通公司的商品名称和商标，客观上的行为均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的行为，这才是本案的实质。所以更确切的法律适用应该是《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和第31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而不是或不仅仅是第十五条。认清案件的本质，准确适用法律不仅能够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对于案件的及时了结具有很大的意义，否则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四、从头孢西林商标案谈商标注册申请和设计
1、合法申请商标注册
商标注册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合法注册的商标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已经注册的商标如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任何个人或者单位均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本案中华蜀公司以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了“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从2002年9月12日提出商标申请到2007年8月31日最高院的判决，长达5年的时间里，多次和正通公司对簿公堂，不仅自己没有从中渔利，反而身陷诉讼，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可谓“陪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企业申请注册商标应尽量选择显著性较强的标识，通过正当方式合法注册商标，否则会极大浪费时间、钱财，甚至造成企业破产。
2、设计具有显著性的商标进行注册申请。
《商标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任何申请注册的商标都应该具有显著性，一方面，避免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另一方面，防止商标被通用化。
商标被作为商品通用名的案例是不少的，例如“阿司匹林”最早是个商标，但在使用中发生了退化，被大家认为是一种商品的通用名称。我国80年代也出现过两个类似的案例，一个是“氟利昂”，一个是“吉普”，其实二者分别为氟制冷剂及越野车的商标，在使用中被认作商品通用名称。防止注册商标淡化为通用名，是制药企业在设计商标时，就应考虑的问题。药品商标审查实践中，经常遇到含有稍作改变的INN（国际非专利药名）词干或其中文翻译的商标，如：丽芬莫丁，其中，莫丁是INN词干"－MOTINE"中文翻译"－莫汀"的变异，这样的商标，易被普通消费者认作通用名，即使获得注册，淡化为药品通用名的可能性也较大。从防止注册商标淡化为通用名的角度来看，设计药品商标时，远离INN词干或其中文翻译，是十分必要的。
五、从头孢西林商标案看药品的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和商标的保护
因为药品对人的生命健康极其重要，为了避免同一品种或同一处方药品的标准及药品名称不一致，给患者乃至医生带来混淆，必须要有统一的药品名称，所以国家药典委员会制定了专门的药品命名原则，规定了一致的药品通用名称，这种通用名称一旦被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载入药品标准，即成为药品法定名称[6]。一般药品法定名称应该是唯一的[7]。
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标准及名称管理的通知》[卫药发（90）第39号]中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对本企业生产的药品，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法定的通用名称之外，另行拟定商品名，报卫生部药政管理局批准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将该商品名作为商标注册。”由此可见，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允许药品生产者拥有药品商品名，而生产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总是极力突出商品名的标示，而淡化通用名称。
2001年12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除中药材、中药饮片外，药品必须使用注册商标；未经核准注册的，不得在市场销售。注册商标必须在药品包装和标签上注明”；同时第五十条又规定：“列入国家药品标准的药品名称为药品通用名称。已经作为药品通用名称的，该名称不得作为药品商标使用”。
根据以上有关规定，药品除了通用名称外，还有商品名称，同时还必须使用注册商标，因此，一种药品都至少拥有三个“名字”作为它的“标识”。提到药品名称一般也至少会有药品通用名称和药品商品名称之分。比如，新版康泰克的商品名称为“新康泰克”，注册商标为“康泰克”和“CONTAC”，药品通用名称为“复方盐酸伪麻黄碱缓释胶囊”。我们熟悉的胃动力药吗丁啉的商品名称和商标则都是吗丁啉，它的通用名称是多潘立酮。
不管是药品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一定要弄清楚上述药品的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和商标的关系。作为药品生产商一旦确定药品的商品名称，一定要及时申请注册商标，一方面保护自己的商品名称，避免被非法抢注商标，另一方面防止商标名称被通用化。对于今天的制药企业，尤其那些持有新发明的企业，更应防止其商标被通用化。
对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的法伦理学批判
——兼论现代诚信观念和传统诚信观念的分野
作者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梁剑兵 副教授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2001年高考满分作文的内容中所体现的考生的诚信观念出发，分析指出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学生对传统诚信观念的困惑和矛盾。进而对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的区别作出了法伦理学层面上的分析，指出了中国传统诚信观是“单边主义的、义务主义的、目的主义的和自我支配的诚信观”而现代诚信观则是“双边主义、权利主义、工具主义和对等制约的诚信观”的本质差异。然后，作者以两者差异为工具，具体考察和分析了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所存在的传统观念形态，并且同时考察和分析了在若干学生作文中所蕴涵的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对法制社会中现代诚信观念形成的消极影响和错误导向。最后，作者提出了以下建议：消除“语文与伦理和法制教育无关”的观念，树立语文教育也应担当起对学生进行现代伦理和法制教育责任的观念；中学教科书的编辑者应该具有强烈的现代文明观念和法制观念；教科书具体篇目的选定应该开放和透明，应该征求法学界和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意见；中学语文教科书编选文章的内容在理论依据上应该和大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保持一致。
关键词：传统诚信观念 现代诚信观念 伦理和法制教育 语文教育改革
一、 从2001年高考作文看到的问题
2001年高考作文的话题是“论诚信”。应该说，该命题不仅具有鲜明的社会现实性，更具有法学研讨的价值（例如我国民法就将“诚实信用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帝王规则”），它与“以德治国”理论和朱总理在那年的两会期间提出的“整顿市场秩序”口号以及法律学者们忧心仲仲的“社会诚信缺失危机”等社会现象，无不有默契的联系。诚如命题人王伟明专家所言“出这个题目，就是要积极引导青少年注重品德、注重诚信，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尽力。”①但是从考生五花八门的作文标题、立意和体例中，法伦理学看到了考生对“诚信”在内涵理解上的陈腐和苍白，更感觉到了考生那种“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心态。我们仅以学生作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学生在观念上的困惑感和失败感：《留些诚信给自己取暖》和《守住心灵的契约》表明了学生在其思想的深处认为：诚信只可以用来孤芳自赏而不可以用之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传递出一种典型的陈腐观念“诚信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与别人没有关系”。《诚信出走》则表明了学生思想意识中对“诚信迫切要求逃离和出走”的无奈与无助。《拍卖诚信》显示出学生潜意识中对诚信的腻烦和抛弃……几乎所有的考生都难以逃脱的传统诚信观念的枷锁和窠臼，这不能不说是中学语文教育的某种失败。
人的思想观念，自中学播种，自大学分蘖灌浆，至中年成熟收获。中学时期是人的思想在躁动中探询出路的时期，迫切需要在伦理上正确的指路。语文教科书所选文章均代表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语文教育对学生树立伦理观念的影响极大。但是，我们从2001年高考作文最优秀的满分答卷中，却只看到在学生思想深处存在的中国传统诚信观念的阴影和自我欺骗，而看不到现代诚信观念的明亮和希望，我们不能不为此而进行一番探讨。
二、 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的分野
对于诚信的基本含义，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并无大的争论，但是，在对于诚信的底蕴、作用、维护机制等方面，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却大不相同。
（一）从诚信观念的起源来看，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主要起源于社会主体孤立的道德内省和意识上的自我约束。而现代诚信观念则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民法学以为，诚信观念主要起源于商品交换和贸易中所产生的彼此恪守契约的客观要求。前者认为诚信与否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后者则认为诚信是社会经济关系双方的事，与个人孤立的道德内省无关。另外，在古代和现代的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中，诚信从来都是一种单边的义务而不是一种双边义务，诚信是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诚信是老师为学生设置的行为规范，诚信是国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义务……惟独没有人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家长、老师和国家如果对孩子、学生和国民失信的时候，孩子、学生和国民可以通过何种方法来索取家长、老师和国家应该“交付”给自己的“诚信”？！这种起源上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在底蕴上的“单边主义诚信观”和“双边主义诚信观”的本质差异。现代中国社会，诚信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重要资源，其基本底蕴和精华不仅仅应该是“双边主义”的，更应该是建立在法制意义上的。为了维护双边主义的诚信，我们只能将法制作为超越于道德内省和舆论评判的“第三种力量”。
（二）从影响诚信观念发育和成长的人性论观念看，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认为，人虽然有自利之本性，但是这种本性是丑恶的和应该自我抑制的，而诚信恰好就是抑制自利的利器，因为在实际上，诚信的原则就是对他人权利的维护，当然也意味着对自利的限制。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诚信，也只能是一种自我克制的“义务主义诚信观”。在这种观念下，诚信是一种负担！而西方的主流人性论则认为，人的自利本性是固有的和正当的理性，不但不应该被认为是丑恶的，而且也是不可能被抑制的，而诚信恰好应该是实现自利人性的利器，盖因为自利的实现来自于对方主体诚信的行为，反之亦然。所以，现代法制意识观念下的诚信观只能是一种维护人际互利的“权利主义诚信观”。在这种观念下，诚信是一种快乐！
（三）从维护诚信建立和巩固的机制来看，中国传统的“德治”论认为：诚信的建立和巩固，依靠社会主体内心的道德良心对外在行为的理智支配。如果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体出于自利的人性而无法按照诚信的原则支配外在的行为，则应该通过“公众舆论场”的谴责使该主体精神痛苦，或者通过社会或者法律的制裁使其损失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强道德良心的自我修养以便在“下一次”能够实现对外在行为的理智支配，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支配的诚信观”。这种诚信观实际上是静态的和被动的。而现代的“法治”论则认为，诚信的建立和巩固，依靠法律和其他社会制度对社会主体的利导以及利益对立双方的互相监督而实现，如果某个具体的社会主体出于自利的本性而无法按照诚信的原则支配外在的行为，损害了对方的利益，则被损害方可以依托法律制度在两个方面获得救济：第一方面，被损害方完全有权利采取“不诚信”的手段进行报复和反击，例如可以以“债务抵消”的手段拒绝清偿还本来应当清偿给致害方的债务等，而这种对被损害方所实施的反击行为即使采用了“欺诈”的手段也不能被认为是违法的或者无效的，或者被认为是反伦理的，因为它在目的上具有正义性。第二方面，如果被损害方无力自行对致害方实施报复和反击，还可以请求国家法律上的“暴力”支援，损害致害人的利益以“奖励”被损害方，例如，虽然奸诈商人违背诚信原则损害了被损害人的一份财产，却可以将奸诈商人的两份财产强制交付给被损害者，以便奖励合乎诚信原则要求的行为。这样的诚信观，实际上是一种“对等制约的诚信观”。这种诚信观在本质上不仅仅是动态的和主动的，甚至还可以是“先下手为强”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体在法律上是可以先采取“不诚信”的行动，以防止自己的利益受到可能的危害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就有“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按照这种制度，如果某商人在签订“先付款后交货”的合同后，发现交货方有丧失履行合同能力的可能性时，便有拒绝先行支付货款的权利。此种做法，按中国传统诚信观念来看，某商人是不诚信的，但是按照现代诚信观念来看，这恰好是一种“主动的诚信”。
（四）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最根本的分野是对诚信作用的不同认识。在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中，诚信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在古老的道德信条和关于诚信的故事中，诚信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孤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告诫人们在行为选择上应该是“为诚信而诚信”的，却很少去思考和论述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诚信？”更加极端的是，传统的道德信条甚至要求人们将人的生命作为手段以实现诚信，例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有“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而死”的诚信故事被千古称颂，倒很少有人去思辨“生命和诚信何为目的何为手段？”受这种观念影响的一个现实事例是：中国的家长和老师只会呆板的教导子女和学生“人必须诚实！”却不会也无法教育子女和学生“人为什么应该诚实？”乃至于学生发出了这样的诘问“八路军交通员对日本鬼子撒谎对不对？”所以，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实际上是一种“目的主义的诚信观”。而现代诚信观念则将诚信和信用连接起来，主要把诚信看作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例如“信守契约”的目的是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商品交换，政治家“言而有信”是为了维持他的统治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工具主义的诚信观”。鉴于目的和手段属于哲学的范畴，所以就哲学和伦理的关系而言，对目的是应该进行道德评判的，而对工具和手段，则无须加以道德评判，因此，现代的诚信观念，较少道德色彩而多具实用价值考量，这也是时代进步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而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中的上述方面是和现代中国改革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三、 对我国初中语文教科书的法伦理学考察
打开我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我们不妨翻阅一下与“诚信”有关的文章篇目，以中国传统诚信观念和现代诚信观念的分野为考察工具，仔细地考察一番这些文章中所蕴涵的传统诚信观念。
（一） 追求自利是可耻的。
在谈论理想的诗歌中，流沙河先生说“理想是闹钟，敲碎你的黄金梦；理想是肥皂，洗濯你的自私心。”②所以，黄金和理想是矛盾和冲突的，自私自利更是丑恶的和肮脏的，追求黄金和自利的人便是没有理想的行尸走肉。如果说，这只是教科书在编辑上的必要，并不代表教科书的立场和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举出另外的事例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居里夫人在她的文章中说“诚然，人类需要讲究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受事业的强烈吸引，既没有闲暇也没有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吸引。” ③对于这一段话，编辑者所设置的学生作业是：1、梦想家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2、为什么科学家应该是“一个小孩儿？”。应该说，这样做并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编辑者并没有按照居里夫人原话的全文设置“平行”的作业：现实的人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工作就应该有报酬？科学家应不应该像爱迪生或者比尔.盖茨那样用自己的发明换取金钱？教科书这种典型的断章取义的作业设置方法足以反映教科书对金钱和利益方面的否定性价值评价和倾向性。
遗憾的是，教科书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绝大部分中学生在未来的人生中，都肯定是讲究现实的人，都要依靠工作去换取报酬而生存。在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中，能够成为“梦想家”和“小孩儿般的科学家”的中学生如同凤毛麟角。如果教科书只让学生思考怎么去做一个“梦想家”，却没有让学生思考怎么去做一个“现实的人”，这样的教科书就算不上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和改革开放社会的客观要求的教科书。
（二）片面注重通过道德内省而达于诚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④按照这种观点，教科书实际上是在教导学生应该经常反省自己：我为别人办事忠心了吗？我同朋友交往诚信了吗？教科书试图告诉学生：道德内省是达于诚信的直接的和唯一的原因。即使学生遇到不诚信的损害自己合法利益的事情，也仍然应该“内自省”，而不应该去报复和寻求法律救济。因为如果学生使用“不诚信”的手段去报复和反击不诚信的行为，便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训令。在这些古老的训条中，单边主义诚信观被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些训条在孔子《论语》中各自成文，也许本来不相干，而在现代中国的教科书中，却被“很逻辑的”组合成为一篇课文，并且明确要求学生在学习这些训令时要“熟读，深思和牢记”，这样的编排和学习要求本身就体现着教科书编辑者内心深处难以克服的传统诚信观念的窠臼和枷锁。道德上的自我内省和自我谴责不是不必要，但是对此片面强调就容易造成学生观念上的片面性和陈腐僵化。
（三）诚信毁坏的不可救济。
诚信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一旦遭到毁坏，是完全可以使用合理的自力救济或者诉诸法律的强制救济而获得挽回和补偿的。但是在我国的中学教科书中，学生是根本体会不到这一先进的现代诚信观念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羚羊木雕》一课的课文大意来进行具体的法理学考察和分析⑤：“我”爸爸送给我一只“贵重的”羚羊木雕，（作者注：羚羊木雕的所有权属于“我”。）我把它“赠送”给了“我”最好的朋友万芳，（作者注：“我”基于我所拥有的所有权对我的财产进行了合法的处分。）万芳很感动，也“赠送”给“我”一把小藏刀。（作者注：这实质上构成一种平等交换的契约。）但是爸爸妈妈知道后，逼着我把羚羊木雕要回来！（作者注：“我”的所有权开始被父母侵犯，同时“我”和万芳在平等契约关系下已经实现的诚信开始被“我”的父母毁坏。）奶奶在旁边说“算了吧，这样多不好。” （作者注：“奶奶”是维护“诚信”的第三种力量。）但是爸爸和妈妈仍然坚持（作者注：“第三种力量”的支援被“我”的父母以不费吹灰之力而瓦解，）于是我只好去万芳家要她还回“我”的羚羊木雕，（作者注：“我”成为诚信的致害人，万芳是受损害人）万芳的妈妈看到了，指责万芳说：“你怎么可以拿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呀？”“看我呆会儿揍她！” （作者注：万芳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妈妈组成了强大的破坏和毁灭诚信的“同盟军”，这种破坏力量不但强大而且带有强权和“暴力”内容，是“我”和万芳无法抗拒的。）最后，万芳的母亲从万芳的手中“夺过”羚羊木雕归还给了我。（作者注：诚信终于失败！）而万芳则追上了在“冷冷的”月光下木呆行走的“我”，将那把小藏刀塞到我的手中，然后说道：“你拿着，咱俩还是好朋友……” （作者注：友谊超越了诚信，诚信不足道也！）文章的最后说“我呆呆地望着她，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人！因为我对朋友反悔了。我做了一件多么不光彩的事呀！”（作者注：这是“我”对自己“不诚信”行为所进行的道德内省和自我谴责，也是“我”对迫使我“不诚信”力量的抗议和呐喊！）“可是，这能全怪我吗？”（作者注：经作者查阅张中路先生《羚羊木雕》的原文无此句，这最后的一句显然是教科书编辑者自己添加的，这一句损害了原文结尾中所包含的思想性和文章的震撼力，应属败笔。）值得一提的还有：教科书的编辑者在该课文的结尾补白处插入了薄伽丘的一段话“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 作者认为，这个补白鲜明地表达了教科书想要教导学生的潜在观点和看法：诚信和财产不如友谊更有价值更重要！
综观课文，尤其是通过课文正文最后一句“画蛇添足”式的添加语句，我们不难看出教科书在实际上传递给学生的信息：首先，诚信的力量总是软弱无力的，所以坚持诚信的人们（“我”）的呐喊和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其次，第三力量（“奶奶”形象所代表的法律力量）是软弱的和不可依靠的，面对毁坏诚信的“恶势力”（“我”的爸爸妈妈和万芳的妈妈），学生除屈服和逆来顺受外别无选择！第三，教科书还要告诉学生的是，既然无法抵抗就不要抵抗了，不如转而逃进友谊和“义气”的自我安慰之中以获得灵魂的解脱和自我原谅。作者认为，教科书在这里恰恰没有传递最重要的信息给学生：维护友谊的最重要的工具恰好就是诚信和互利，没有诚信和互利便没有真正的友谊长存！最后，教科书还试图通过该课文教导和培养学生“重友谊轻钱财”的道德品质，却忽略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熏陶下，所谓的“友谊”不但会危害诚信原则，而且更容易使学生在与课文的情感共鸣中，将所谓的“友谊”和违背法制原则的“江湖义气”混为一谈而难以区分，从而在“友谊和义气”旋涡中迷失价值判断的标准。从司法实践的现实案例来看，这种价值判断标准的迷失往往会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心理驱动力，这是更加危险的！
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2001年高考作文答卷中，为什么即使最优秀的答卷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和陈腐不堪了。
四、 对学生高考满分作文的法伦理学分析
要考察教科书中所蕴涵的传统诚信观念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分析在学生高考作文中所折射出来的学生思想观念上的若干信息。这种信息产生于因为考试时间有限而使考生“几乎不假思索的一挥而就”的情形下，所以也更真实更可靠的体现出学生内心深处的诚信观念。当然也更反映出中学语文教学的效果。
（一） 诚信和法律无关
法理意义上的诚信原则源于西方古代的罗马法，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诚实、善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今世界各国包括我国都普遍地规定和接受了此项原则，诚信原则也因而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成为规范社会主体行为的最高原则。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主要体现为一种法律原则和行为基本准则。作为当代中国的中学生，将诚信和法律联系起来进行议论和分析，本来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在笔者阅看过的《高考作文状元卷实战启示录》的满分作文中，竟然看不到一篇直接将诚信和法律联系起来进行立意和写作的作文。虽然也有学生在作文中写道：“……建立一个信用惩罚机制，用信用机制和国家强制力双管齐下，对信用违规事件，用经济手段加以惩罚，用国家手段加以监督，来促使信用良性运行。” ⑥但他只是“间接地”感觉到了法律对维护诚信的重要性，却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法制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维护诚信的“惩罚机制”早已存在且被切实的实行（例如众所周知的“违反合同就要承担违约责任”“王海知假买假后依法索赔”等社会常识），更意识不到“经济手段不能替代国家法律的惩罚”乃是一种基本法律理念。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不但学生如此，教师也更是如此。在这本《高考作文状元卷实战启示录》中，我也同样没有看到担当着作文评点者的教师体现出应该具有的基本的法律素养和最起码的法律意识，笔者不能不为这种现象感到惊讶和困惑！
（二） 诚信是至高无上的
在一篇高考优秀作文中，学生这样写道：“我把“诚信”拉过来，与我一同上路。我遇见一个躺在路上奄奄一息的人，我呼唤他，用自己的体温将他暖醒；我给他我的面包，给他喝我的水。然而待他体力恢复之后，却一把抢过我的钱袋。我愕然地张大了嘴巴，但我不记恨他，我坚信他有一天会内疚，并为此感到深深的不安。”而教师则是这样评点的：“……所幸的是在物欲横流中，仍不乏特立独行坚守诚信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位：不但要用生命去捍卫“诚信”，还决心用一生去实践“诚信”，虽九死仍不悔，这就是“带着‘诚信’上路”的含意。”⑦在另外一篇满分作文中，学生写道：“我常常被那个叫做尾生的古人感动的落泪……尾生就是这样一位执著的可爱的君子，为了一个或许并不重要的约定，为了守住自己心灵深处写给自己的那一份契约，他竟然用生命来壮烈的捍卫它。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闪光的两个字——诚信。”教师在评点时竟然将这种典型体现陈腐落后道德观念的观点界定为“正论” ⑧笔者认为，前一个“教师”无疑是在赞美对待犯罪行为不但不应该抗争，甚至不应该“记恨”的所谓“美德”？！而后一个“教师”则实际上是在鼓励学生树立“拿生命当儿戏”的反道义反理性的思想观念。他们好像不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生命才是人类最高的目的！生命是诚信之皮，诚信依附于生命而存在。在诚信和生命的相互关系中，生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维护诚信的手段。如果生命都不存在了，空洞的“诚信”就只能是毫无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垃圾。这种评点实在不能不使笔者感到惊诧和愤慨！我不由的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在这字里行间只看到两个字：吃人！
（三） 思维混乱和反理性思想
某考生在名为《找回诚信》的“满分”作文中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真诚”的小男孩子为了获得“三好学生”的荣誉，给“我”雨中送伞，然后要“我”写个《证明书》以便交给老师为证。“我”不但为这种评三好的“制度”和行为感到“被愚弄”的愤怒，而且很“愤怒”的将那《证明书》中的署名“陈杏”改做了“诚信”。⑨那位考生在其观念深处也许根本意识不到，她的“愤怒”和愤怒后的行为其实是严重违反了“善行理应获得奖赏”这一人类的基本法伦理价值观念，她将“陈杏”改为“诚信”不但不是在张扬诚信，反倒是在扼杀诚信那最初的萌芽和“真诚的目光”！这篇作文的主旨其实是在传达这样的信息和观念“对于善良的行为应该回报以愤怒和斥责！”那么，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就必须在对该作文在评点时严肃指出该考生在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并且依据基本伦理观念和法制观念指出其发生错误的原因所在，并进行适当的扣分处理。但是，“教师”的评论竟然是这样的：“‘雨中伞’实属屡见不鲜的平凡而又陈旧的素材，初看想必又碰上了编假高手笔下的活雷锋，读毕才见作者之慧眼独具。作者反其材而用之，巧借‘雨中伞’无情地鞭笞了现实生活中的伪善与虚假，同时有力地针砭了现行教育，不失为一篇平中见奇、见解新颖、构思精巧有个性特征的佳作。” ⑩在这位“教师”的评语中，我们看不到丝毫的现代文明观念和伦理观念。并且，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评语中的“现行教育”所指代的“善行理应获得奖赏”和“事实应该用证据证明”的理念本来就是现代社会先进的和合理的理念，“教师”反而要学生去“针砭”！“雨中送伞”本为真诚的善行，却被“教师”斥责为“伪善”和“虚假”。其实，这斥责“现行教育”为“伪善”的评语本身恰恰体现了最大的伪善！被针砭的恰恰应该是那位号召“针砭”者自己！
五、我们应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消除“语文和伦理与法制教育无关”的片面认识和狭隘的学科划分观念。固然，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向学生传授关于语言和文字的知识而不是道德观念教育，有如司机的主要任务是运输货物而不是制造货物一般。从中学教育学科的划分来看，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似乎应该是《思想品德》课或者《政治》课所应该承担的任务。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语言和文字不仅仅是简单的声波或者笔画集合，更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是一切伦理道德和法制观念的载体，有如司机所驾驶的车辆和船舶。如果搭载在语言和文字这种载体上的思想和观念是腐败的甚至是反理性和落后的，语文教材和教学便不能辞其咎！犹如司机所驾驶的车辆或者船舶上运输的是违法的毒品，司机也是应该承担非法运输毒品的法律责任的。教育可以划分学科，人的思想观念却是不分学科的。语文也是一面镜子，折射着社会中现存的思想观念，并且反照在少年学生的心灵上，给他们打上深深的思想烙印。尤其重要的是，因为语文学科在中学教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它所给予学生的信息总量和信息强度远远超过《思想品德》课或者《政治》课，相应的，语文教材和作业中所包含的思想道德观念对学生思想观念养成或改变的影响程度也必然超过其他任何中学课程，语文教育给学生心灵所打上的思想烙印也更深远。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语文应该给学生传递什么样的伦理和法制观念？
其次，我国语文教科书的编辑者必须认识到：我国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教科书，必须与时代一起进步，担当起对国民进行现代思想观念教育的担子，尤其是要担当起对作为未来希望的未成年国民进行现代法制观念灌输和教育的重大责任。而目前的教科书，则明显缺乏对学生进行现代法制意识灌输和培养的考虑。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发展，但是21世纪最新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却在教育改革的口号下，“新瓶装旧酒”，继续制造和传递中国传统观念中落后和陈腐的信息，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国民现代法制观念落后的一个关键证明。我们难以想象在现行教科书所造就的落后和陈腐的信息环境下，我们的下一代传人能够树立先进的和现代文明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与之相适应的老师和教法，而有什么样的老师和教法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思想观念被奠基和被养成。所以，编辑和审定教科书的人们应该认识到目前教科书的问题之所在，勇于承认和解析教科书篇目编选以及作业设计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和误区。
第三，我国中学教科书的编辑者应该具有强烈的现代文明观念和法制观念。没有正确的理论便没有正确的行动。中学语文教科书遍选文章的指导思想必须和党中央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各项理论和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尤其是必须和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以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保持一致，和世界发展的主题保持一致。编辑者应该注意教科书所编选的文章在思想内涵上可以对学生世界观和法制观念的养成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以灌输现代文明观念和法制观念为己任。
第四，教科书具体篇目的选定应该开放和透明，尤其是应该征求法学界和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意见，不应该局限在“学者相轻”的成见和学科隔阂之中。可以考虑在定稿前将教科书草案交付社会进行讨论，在广泛征询大众意见的前提下形成试用教科书，然后根据具体的教学实践反馈作进一步的修改之后再出版定稿。或者将编选教材的权力有选择的下放到各省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个别的试验和鉴定，然后对地方试验教材和国家统一教材进行比较论证，结合各自的优点最终形成统一的教科书。
第五，中学语文教科书编选文章的内容在理论依据上应该和大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保持一致。如果学生在中学时期接受的是陈腐又传统的信息，而在大学时期接受的却是和中学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的现代观念和信息，就很容易造成学生在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和混乱。这种矛盾和混乱将导致学生思想上的无所适从和自相矛盾，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和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是非观念，从而造成“观念断裂”和“思想地震”，进而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因此，中学教科书的设计必须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教科书中正确的法制理论为依据进行取舍，重新进行编排设计！
结论
我国现代社会正在自传统走向现代，自落后走向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教育肩负着传播现代文明和法制观念的重要责任。语文教育的思想观念内涵十分丰富，它对一个人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因此，要在语文教学中重视和发挥语文教科书对学生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使学生要既学语文，又学做人。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应该与时俱进，担负起传播与现代改革开放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法制观念的责任，跟上时代的浪潮和步伐。语文教科书应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关注人类理性，关注自然，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诚信观念。如果说，参加高考的学生在作文中表现出了思想上的迷茫、混乱乃至于错误，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我们中学语文教育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更是对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中传统诚信观念的反思和批判。更追问下去，则意味着对整个传统的和主流的道德意识形态领域中陈腐和苍白道德成份的审判和割除！
注释：①曹韧、师钦主编《高考作文状元卷实战启示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1页。
②流沙河：《理想》，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