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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


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衢州市区工业投资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制度（试行）的通知


衢政发〔2005〕4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衢州市区工业投资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制度（试行）》已经市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衢州市区工业投资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制度（试行）
　　
　　为进一步提高市区工业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质量，增强项目布局的合理性和决策的科学性，促进产业集聚，提高项目服务水平，加快项目推进工作，根据《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暂引办法》（浙政办发〔2005〕73号）、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战略加快衢州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衢委发〔2004〕50号）和《关于衢州市区工业产业空间布局的指导意见》（衢委发〔2004〕54号）的精神，特制定本制度。
　　一、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范围
　　（一）市区范围内所有落地项目，都必须经过决策咨询服务协调程序。
　　（二）凡进入东港工业功能区和衢化片区的项目（包括柯城区、衢江区项目）的决策咨询服务协调，由市经委牵头，市开发区、高新园区等部门参加。
　　（三）凡在东港工业功能区和衢化片区以外投资的项目（包括市区重点乡镇工业功能区项目）的决策咨询服务协调，单个项目投资额在3000万元及以上的，由市经委牵头组织,柯城区、衢江区政府参加；3000万元以下的，由柯城区、衢江区政府牵头组织，市经委参加。
　　二、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组织机构
　　成立市区工业投资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分管秘书长和市经委、开发区、高新园区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市发改委、行政服务中心、监察局、国土局、规划局、环保局、建设局、外经贸局、电力局、安全监管局、工商局、水利局等部门分管领导和柯城区、衢江区政府分管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成员实行A、B角。视项目具体情况请市相关专业银行、消防支队、巨化集团公司等单位参加；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项目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参加。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经委。
　　市开发区、市高新园区牵头分别建立东港工业功能区、衢化片区项目预审小组。东港工业功能区项目预审小组由本区域有关职能分局、市开发区内设处室、市经委、市行政服务中心、柯城东港工业园、沈家开发区相关人员组成，具体负责东港工业功能区（含柯城区、衢江区）的项目预审；衢化片区项目预审小组由本区域有关职能分局、市高新园区内设处室、市经委、市行政服务中心、巨化集团公司等部门和单位相关人员组成，具体负责衢化片区的项目预审。
　　柯城区、衢江区参照本制度制定柯城区、衢江区的工业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制度，具体负责东港工业功能区和衢化片区以外各自所辖的其他区域所有落地项目预审和3000万元以下项目决策咨询，并经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施行。
　　三、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基本职责和原则
　　（一）科学布局项目。要根据国家、省产业政策导向、《关于衢州市区工业产业空间布局的指导意见》和东港工业功能区、衢化片区及市区重点工业乡镇产业布局规划要求，加强决策咨询服务协调，特别要加强区域之间的协调，合理布局项目，促进产业集聚。
　　（二）把好项目质量关。要根据国家、省有关产业准入目录和各工业园区入园项目的基本要求，确保落地项目质量，防止限制类项目、禁止类项目特别是"五小"项目落地。对一些环保、安全、投资强度等方面存在疑难问题的项目，要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明确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案。
　　（三）强化服务提高效率。通过决策咨询服务协调制度，协调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一系列审批和程序问题，避免部门之间互为前置、相互沟通少的弊端，提高办事效率；协调解决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配套服务问题，通过决策咨询服务协调会议方式落实重大项目服务协调机制。
　　（四）坚持先评审后签约原则。项目在备案、核准之前，招商引资项目在签约之前，先进入决策咨询服务协调程序，确保项目落地的科学决策。
　　四、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程序
　　（一）预审初评。进入东港工业功能区、衢化片区的项目，以及这两个区块以外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根据预审工作分工，分别由市开发区、市高新园区、柯城区、衢江区政府组织预审初评，提出项目落地的初步方案。若参加预审的相关单位对落地项目无异议的，则形成《预审协调会议纪要》，并报送领导小组会议决定通过；若有异议，则由预审牵头单位梳理出需进一步决策咨询的具体意见，提交领导小组会议综合评估审定。
　　（二）综合评估审定。由领导小组组长或其委托的副组长主持召开决策咨询服务协调会议，对预审项目进行综合评估审定。根据项目需要可不经过预审初评直接进入综合评估审定程序。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对项目提出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实施的方案，重点对项目产业政策、落地选址、环境保护、供地方案、基础配套、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评审。会议根据参加单位的意见，经过讨论协调，形成《决策咨询服务协调会议纪要》。凡事先已通知,但领导小组成员A角或B角都没有参加会议也未请假的,视同该单位对决策项目没有异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会议根据项目需要定期和不定期召开，对一些特殊项目可采用特殊的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形式。决策咨询服务协调会议由市经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对一些需现场踏勘或外出考察的项目由市经委安排。
　　（三）项目签约和审批手续办理。各开发主体根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会议纪要》与投资主体签约项目。由领导小组牵头组织协调决定的项目，市本级各部门和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必须建立行政服务绿色通道，凭《决策咨询服务协调会议纪要》，属于备案类的项目直接办理备案和其它各项手续；属于核准类的项目各有关部门相应办理审批和出具相关意见。已通过领导小组协调决定的项目相关手续办理由市行政服务中心负责在办理时限内协调落实，由市监察局负责监督执行。
　　（四）项目跟踪服务。对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安排一名市级联系领导，邀请其参加决策咨询服务协调会议，并在会议上明确项目服务工作小组，组长由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担任。
　　五、附则
　　（一）市开发区牵头负责制定和完善东港工业功能区产业分区规划和项目入园标准，市高新园区牵头负责制定和完善衢化片区产业分区规划和项目入园标准，柯城区、衢江区负责制定和完善所属范围内重点乡镇工业功能区布局规划。
　　（二）本制度由市经委负责解释。
　　（三）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试行。
　　
　　附件：衢州市区工业投资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衢州市区工业投资项目决策咨询服务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杜世源（市政府）
　　副组长：刘根宏（市政府）
　　傅炎康（市经委）
　　徐素荣（市开发区）
　　朱长清（市高新园区）
　　成 员：王盛洪（市发改委）
　　王良海（市经委）
　　徐中华（市行政服务中心）
　　徐静旋（市监察局）
　　童瑞堂（市国土局）
　　范展鸿（市规划局）
　　薛 浚（市环保局）
　　方正则（市建设局）
　　王政理（市外经贸局）
　　陈永耀（市电力局）
　　应建忠（市安监局）
　　钱发根（市工商局）
　　翁云祥（市水利局）
　　徐建华（柯城区政府）
　　周四方（衢江区政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经委，傅炎康兼任办公室主任，王良海、徐中华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不能将中国法学和西方法学切割开来,力图从西方法学切割中实现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恐是徒劳。恰恰相反,中国法学应汇入人类文明潮流中寻求自主性发展
　　
　　□熊云辉

　　新中国成立63年来,中国法学从曲折中逐渐走向繁荣,先是“废除六法全书”,全盘学习苏联法,后经历了文革中的“死”和改革开放后的“生”,新世纪到来后,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自主性发展。中国法律人在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导引下,力图建立兼顾中西又不同于西方且适应中国实践需要的“中国法学”,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法律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像“中国法学何处去”“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等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讨论颇为激烈。实在地说,创建“中国法学”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节。当然抛开感情用事不论,当代中国法学自主性的争论不过是近百年来历史长河中中西之争的又一次泛起,其遭遇的现实性难题较之以往则更为深刻而复杂。
　　中国还是西方?自从中国遭遇西方以来,中西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在当代中国,还存在加剧的倾向。坚持中国,抵制西方,似乎是国家层面话语的主基调。中国法学自主性议题也因而获得相当的正当性,备受官方和学界推崇。客观地说,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其原因在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已汇入西方文明洪流中,离开西方,根本不能将中国自己阐释清楚。1949年之前,无论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循着西方的影响前行。1949年后,实行的社会主义也是舶来品,因袭苏联,源头在西方。如此看来,中国法学离开西方,几乎是无源之水。所谓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多半高悬于“理想图景”中而无实践之累积。也许,中西之争根本就不应该有非此即彼的判断,也不能将中国法学和西方法学切割开来,力图从西方法学切割中实现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恐是徒劳。恰恰相反,中国法学应汇入人类文明潮流中寻求自主性发展。
　　社会主义法治如何发挥实效?从原初意义上看,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和良法之治,无姓“资”姓“社”的问题。随着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发展出了现代法治,即韦伯所称的“形式合理性”,由于其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故被称之为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主义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是为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缺陷而提出,是后资本主义的西方理论。依据该理论建立起的法治而有别于前述现代法治,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为一体,全面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法治内涵。理念上将二者区分开来较容易,但如何实效性发挥社会主义法治优势则是一大难题。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法治占据主导地位,并保持着强劲的话语优势。面对强势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如何保持话语优势又是一大难题。社会主义法治必须接受话语优势和实效优势双重考验。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与社会主义法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优势的获得有赖于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而社会主义法治的实效优势则构成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实践基础。
　　“自主性”的内涵如何界定?宪法规定,我国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政府、法院、检察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据此,我国国家权力结构可表述为“人大产生下的一府两院制”,它具有类似“议会至上”的属性,即人民至上,而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的总统至上。人大产生下的一府两院制体现了权力分立的特征,即立法权、行政权分别由人大、政府行使,司法权采审判权、检察权二元分立,分别由法院、检察院行使。由于其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就强化了权力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督与制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权力结构的横向制约,因此不同于外国三权分立的横向制衡体制。根据现行体制,司法要以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为指导。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是依循还是撇开现行体制,这关乎“自主性”内涵的界定。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命题是针对西方法学话语而提出,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依循现行体制是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应有之义,换句话说,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是我国现行体制的自然延伸,而不需要另辟蹊径。倘若以三权分立为基础来探讨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问题,则意义全失,而且没有必要。至于其最终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康庄大道,则有待于实践的验证。
　　总之,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一题,是中国遭遇西方的中西之争的又一次讨论,应从历史深处走来,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其意义。现实地看,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需要厘清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人大产生一府两院与西方三权分立等关系；长远地看,中国法学自主性发展的探讨,既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福祉,更要着眼于生长于斯的中国人民福祉,当需深思、慎思、广议。